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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拓展：

1949年11月28日，在重慶即將迎來解放時，在重慶青年路的一處街口，有一個叫王素珍的女商販還在賣著桔子。

當時解放軍的炮聲已經轟隆隆地響起，但是這個王素珍并不害怕，在重慶討生活的商販們早已習慣這種環境，盡管街上的人已經減少，但她還是出來擺攤。

大概是因為能買得起桔子的人都在逃命，今天的生意變得格外不好，在桔子攤位的旁邊有一個小女孩一直在那里蹲著。

重慶的天氣已經開始變冷了，小女孩穿著一條紅毛線褲，上衣卻很單薄，而且沾滿了泥土的草渣子，給人感覺是到草溝里打滾來著。

剛開始王素芳以為是誰家大人去辦事，讓孩子等在那里，小孩子看著攤位上的桔子，咽了咽口水，明明很想吃，卻又不好意思開口。

王素珍想著，等到孩子的大人回來了就會買給小女孩了，這樣她也能夠開個張，可是等了好久，也沒有人過來，孩子也沒有離開，王素珍就這樣和小女孩“僵持”了一陣子，時間長了，才意識到，這小女孩可能跟父母走丟了。

于是就開口問小女孩道：“小幺妹，你叫什么名字啊？”

小女孩大概很長時間沒有吃東西，蔫蔫地說：“我叫小波，我弟弟叫小可。”

王素珍又問道：“那你家住哪里啊？你爸爸媽媽呢？”

小女孩看著桔子，可憐巴巴地回答說：“我家住在白公館，昨晚跟媽媽出門的時候走散了。”

在民國時期，有一些大戶人家的房子很大，就喜歡叫XX公館，王素珍沒什么文化，還以為白公館是哪個白姓人家的宅邸，按照舊社會時的習俗，如果哪家的孩子走丟了，被人送回來，是要給一些報酬的。

王素珍倒不完全是因為錢，而是看孩子可憐，現在外面兵荒馬亂的，萬一出點什么事，可叫孩子的父母怎么辦。

王素珍就給了孩子兩個桔子，然后等到收攤的時候也沒見人來找，就把孩子領回家去了。

王素珍想要跟人打聽一下白公館在哪里，可是當時聽說國民黨軍在撤退的時候在重慶埋滿了炸藥，要把重慶給炸了，于是就躲到防空洞里，等到重慶解放后，戰斗都停止了，又開始上街賣桔子。

王素珍擔心小波的父母會到她賣桔子的地方來找，于是也沒敢換地方，一直在那里賣桔子，可是卻依然沒有消息。

有一天，王素珍在攤子側面的墻上看到貼的一張尋人啟事，有一個叫郭德賢的女地下黨從國民黨的大牢里逃出，在逃難時與自己的女兒走失。

王素珍一邊看著，嘴里一邊嘀咕著，國民黨就沒個好人，連個女人都不放過，幸好從大牢里跑了出來。

在接著看，說走失的小女孩年齡四歲左右，穿著一條破舊的紅色毛褲，名字叫郭小波。

王素珍看著尋人啟事，想到自己撿的孩子叫小波，那天也是穿著紅毛褲，立刻過去問小波：“你是不是叫郭小波啊？幺妹！”

小波點點頭說：“我就叫郭小波啊！”

王素珍一聽，當即興奮地說道：“哎呀，小波呀，你媽媽登報到處找你呢！”

王素珍立刻叫來丈夫，說道：“原來我們撿到的這個娃兒，人家還是共產黨的孩子吶，看，吃了多少苦啊，我們趕快把她抱去找她媽媽，人家不定急成什么樣子呢！”

王素珍夫婦立刻帶著小波趕到尋人啟事中說的地點，找到了登報的那位叫郭德賢的母親。

郭德賢看到孩子毫發無損地回到自己的身份，連忙表示感謝，并向他們夫婦講述了自己和小波這幾年的遭遇，讓王素珍夫婦十分感動。

郭德賢于1924年出生于重慶云陽一個較為富有的開明家庭，在她12歲那年，郭德賢在上海讀書的哥哥回到家鄉，籌劃武裝起義，她的家就成了武裝起義的秘密聯絡點。

小小年紀的郭德賢并不懂得革命的道理，但是她卻承擔起放哨的重任，每當哥哥與一些大人聚在家里商量事情的時候，她都被哥哥要求去村口盯著有沒有陌生人來。

后來武裝起義失敗，郭德賢看著哥哥與那些經常到家里來的大人被劊子手用刺刀殺害，使得她下定了參加革命的決心。

全面抗戰爆發后，全國范圍內都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當時在云陽簡易女子師范學校讀書的郭德賢立刻跟同學們走上街頭，宣傳抗日救亡的思想。

1939年5月，年僅15歲的郭德賢光榮加入共產黨，從此全身心投入到革命運動中來。

郭德賢回憶自己在云陽的革命活動時說道：“黨組織交給我的任務就是團結教師、同學，組織他們參加抗日救亡活動……”

由于郭德賢參加的革命活動較多，很快被國民黨的反動派盯上，上級為了郭德賢的安全著想，就讓郭德賢趕緊轉移，不久，郭德賢就轉移到萬縣工作。

在此期間，郭德賢與萬縣縣委主要負責人蒲華輔相戀并結婚，并從事黨的地下工作。

在皖南事變后，暴露出蔣介石的反共意圖，國民黨開始殘酷地迫害國統區的地下黨人和革命群眾，川西黨組織受到重創，郭德賢的工作也十分危險。

根據郭德賢后來回憶：“上級黨組織指示新區委先做好掩護工作，積蓄力量，決不能發生橫的關系，只準直線聯系。我在鄉下找了間茅草房，像農民一樣的生活，與他們打成一片。我的主要任務是掩護機關，掩護川西黨委負責同志開會和住宿、保存黨的文件、印黨報……在各種斗爭中了解情況，反映街上情況。”

在惡劣的環境下，郭德賢的斗爭很艱苦，尤其是在1944年生下女兒小波、1945年生下兒子小可后，郭德賢不僅要繼續從事革命斗爭，還要照顧兩個孩子。

由于長時間的勞累，郭德賢的身體很快垮了下來，有一段時間郭德賢跟上級提出不愿意長期做掩護的工作，而是要做小學教師的工作。

當時郭德賢負責掩護川西黨委在成都的開會和住宿，交給別人組織上不放心，因此當時川西黨委副書記馬識途鼓勵郭德賢說：“能使我們在成都住下去，就是黨的力量的保存。”

郭德賢知道自己身子上的擔子重，于是又鼓起勁來做掩護工作。

川康特委機關設在南門外苦竹林龍江路217號，以前是一個公館，現在居住這蒲華輔、郭德賢夫婦以及另外兩戶人家。

蒲華輔的公開身份是成城中學的的地理和歷史老師，郭德賢的公開身份則是家庭主婦，人稱“蒲太太”。

當時在成都從事地下工作的同志大多沒有公開的身份，只是以做生意為幌子進行活動，十分容易暴露，為了同志們開會的時候有一個安全的地方，干脆就把開會地點定在郭德賢的家里。

做地下工作是十分危險的，1947年秋，地下黨員蕭華清身份暴露，國民黨要逮捕她，組織上得到消息后立刻安排她撤離成都。

蕭華清撤離后，她的孩子還留在成都讀書，1947年12月底，郭德賢得到組織的通知，說蕭華清的家屬在生活上有困難，要她想辦法給蕭華清的女兒送點錢去。

蕭華清的女兒肖鳴鏘當時就讀在成都市立女子中學讀高中二年級，而且是寄宿，并不清楚母親身份暴露的情況，有一天，肖鳴鏘在上課，有一個穿著旗袍的婦女來到學校，將錢送到肖鳴鏘的手中，然后悄悄說了一聲“是黨給的”，便立刻離開了學校。

肖鳴鏘在解放后才知道冒險來送錢的人是郭德賢，對她十分感謝，在最危難的時候，還能得到來自組織的關懷。

1948年4月，重慶發生“挺進報案”，國民黨特務大肆抓捕中共地下黨，中共在重慶的地下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大批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遭到逮捕和殺戮。

敵人為了徹底消滅國統區的地下黨，又把魔爪伸向了成都，1949年1月13日，敵人在東門茶館將川康特委書記蒲華輔和川康特委委員華健抓捕，特委機關遭到破壞。

在蒲華輔出門時，告訴郭德賢晚上九點回來，可是到了九點卻沒有等到蒲華輔，郭德賢沒有見到蒲華輔回來，也沒有消息，這在以前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多年來的地下工作經驗讓郭德賢意識到，一定是出了什么事，郭德賢沒有猶豫，立刻將所有機密文件取出來，并點上了火盆，一旦遇到突發情況，立刻將機密文件點燃。

到晚上九點三十分，有人敲大門，郭德賢看形勢不對，立刻將密件扔進火盆里燒掉，等到敵人的特務進了院子，再到郭德賢家時，文件都已經燒掉了。

特務們進門后，也不廢話，立刻翻箱倒柜，尋找機密文件，郭德賢抱著兩個孩子任由特務們行動，然而特務們并沒有找到他們想要的東西，就打算放長線釣大魚，找來幾個特務監視郭德賢，然后守株待兔，等著抓捕其他地下黨。

郭德賢想到，第二天會有特委副書記馬識途等同志來家里開會，如果現在不通知組織這里的情況，很可能給組織帶來更大的破壞。

當天夜里，郭德賢徹夜難眠，都在想辦法如何通知馬識途副書記，想來想去，郭德賢想到院子里有一個打掃衛生的叫丘嫂的傭人，人很好，并沒有被特務看押起來。

第二天天一亮，負責看管的特務走了4個，只留下2個，大概是換班吃飯去了，郭德賢就趁著留下的2個特務跟鄰居聊天的時候，找機會拿出一塊銀元給丘嫂，求她到后面街上的紅房子去，找一個叫馬識途的人，就說這里暴露了。

丘嫂借買菜的機會，離開了郭德賢家，然后到了馬識途那里通風報信，馬識途迅速通知大家轉移，可以說，郭德賢冒險送出來的消息，在關鍵時刻挽救了很多同志。

在2016年7月，已經103歲的原川康特委副書記馬識途接受采訪時，談及那一天的情況時說：“關于郭德賢的情況知道得不多，但我記得很清楚，她救了我，那天我準備起床后，吃了早飯就去她家開會，還沒起床時，就聽見有人敲大門的聲音……丘嫂說，蒲太太家昨晚來了好多人，把房子占領了，蒲太太讓她來告訴我，今天的會不開了……”

敵人在郭德賢家里等了一天，也沒有看到一個人，就知道走漏了消息，憤怒之下將郭德賢和兩個孩子一塊抓了起來，押送到重慶，關進渣滓洞看守所。

剛到渣滓洞的時候，郭德賢也很害怕，但是她一直堅稱自己只是一名家庭主婦，并沒有參與到所謂的革命斗爭中去，特務們沒有找到實質性的證據，也只好一直關著她。

由于國民黨反動派在那一段時間喪心病狂地抓捕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導致渣滓洞很快就住滿了人，在這樣的情況下，特務們又將郭德賢和一批人轉移到白公館看守所。

到白公館的時候，羅廣斌等同志已經被關押在那里，獄中的生活是比較艱苦的，尤其是他們這樣的“政治犯”成天被關在牢中，每天也就是出來倒馬桶、洗衣服的時候能夠出來一次，呼吸一下新鮮空氣。

盡管獄中的條件很艱苦，但是獄友們依然以各種形式與敵人做斗爭。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的消息已經通過各種渠道不斷傳入白公館，革命即將勝利，沒有什么比這更能讓獄友們高興的了。

有一天，一位難友悄悄溜進特務辦公室，看到桌子上的一份報紙，上面寫道新中國成立，國旗是五星紅旗。

難友回去后，把消息告訴了大家，晚上的時候，羅廣斌就提議說，我們自己做一面五星紅旗吧，等重慶解放的時候，我們就拿著這面紅旗沖出去。

大家立刻來了興致，想盡各種辦法，找來材料，羅廣斌把自己的紅花背面當作紅旗，找到一張黃紙剪了五角星，當時大家只知道國旗叫五星紅旗，有一顆大星星和四顆小星星，但是誰也沒有見過，也就不知道是怎么排列的了。

大家議論后認為應該把大五角星放在中間，四顆小五角星放在紅旗的四個角，紅旗制作完成后，大家把它藏到牢房的一塊地板下。

牢房里大家都熱烈地期盼著，等到革命勝利時，他們要舉著紅旗去迎接黨。

讓大家沒有想到的是，隨著人民解放軍在軍事上不斷取得的勝利，國民黨反動派開始喪心病狂地對渣滓洞、白公館看押的人員進行清理工作。

當時給大家送飯的人都說：“吃吧，吃不了幾頓飽飯了。”

看守的敵人還在說，外面在挖三個大坑，大家都以為是要把他們活埋了，心里更加難受了，但是想到自己犧牲可能與革命勝利一塊到來時，每個人都做好了準備。

郭德賢給自己打氣，大不了土埋到脖子的時候忍口氣，再來一撮泥巴就過去了，沒什么大不了的，郭德賢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自己的兩個孩子，還沒有長大，沒有好好的看看外面的世界，就要跟自己一塊犧牲了。

白公館難友們制作的五星紅旗

11月27日，看守的特務們與平時就不大一樣了，都是全副武裝的，身前身后各挎著一支槍，還有一些生面孔，大家知道，這是來執行清理任務的。

當時白公館關押著國民黨反動派三個不同系統抓捕來的人，最先殺害的是中統和軍統抓來的“政治犯”，郭德賢是被西南行轅二處抓捕來的，本來應該關押在渣滓洞，但是因為渣滓洞關不下，才寄押在白公館，按照國民黨方面的程序，應該由渣滓洞派人來殺害郭德賢等人。

當天下午四點的時候，敵人開始行動了，率先被帶出去是黃顯聲將軍，因為黃顯聲經常給孩子們帶吃的回來，在黃顯聲被帶出去的時候，小波還天真地上前問道：“黃伯伯，是進城嗎？”

黃顯聲將軍看著眼前的孩子，嘆了口氣說：“嗯！”

小波又說：“黃伯伯，記得給我買糖啊！”

黃顯聲這一次沒有回頭，跟著特務們出去了，10分鐘后，大家聽到一陣槍聲，大家都知道，敵人開始大屠殺了。

從黃顯聲犧牲后，敵人是一次提兩個人出去槍殺，一直到晚飯，還不斷有人被提出去，那些赴死的難友們知道死難臨頭了，反而沒有絲毫畏懼，有的喊著口號，有的唱著歌，非常從容地大步走向刑場。

最讓郭德賢感動的是王振華夫婦，他們在獄中關了很久，還有一對兒女，當時一塊被敵人提了出去，夫婦倆一人抱著一個孩子，王振華妻子對執行的劊子手說：“多給我打幾槍，把孩子留下吧！”

敵人卻早已殺紅了眼，連小孩子也不放過，嘴里還說著：“斬草要除根。”

大屠殺一直到半夜才暫停下來，當時他們都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后來才知道，在白公館殺人的西南行轅二處的人是從渣滓洞那邊派過來的，結果渣滓洞那邊的犯人太多，殺得太慢，上面就調在二處的劊子手回到渣滓洞那里。

清理的任務交給大特務楊進興，楊進興當時聽到外面槍炮聲太響，知道解放軍就要打進來，于是向自己的上級報告完成了任務后，就倉皇逃竄了，留下一個叫楊欽典的看守，等到二處的人自己回來處理。

楊欽典為了養家糊口而當兵，被安排在這里當看守，羅廣斌之前就在做他的工作，對他進行了策反工作。

在楊進興等人逃跑后，羅光明就問在巡邏的楊欽典如何處理剩下的人，楊欽典就說：“聽說您要押送臺灣，剩下的人都處決。”（羅廣斌的哥哥羅廣文是國民黨第十五軍團司令）

見狀，羅廣斌就對楊欽典說：“重慶就要解放了，你知道共產黨的政策，你要立功呀！”

楊欽典在關鍵的時刻，偷偷把牢房鑰匙交給了羅廣斌，然后出去把風，沒有危險后就給他們逃跑的信號。

當時郭德賢已經把兩個孩子哄睡著了，這時聽到樓道里響起了雜亂的腳步聲，還以為是敵人要來行兇了，牢門被打開后，才發現進來的是羅廣斌等人，羅廣斌進來后只簡略地說了一句：“郭姐，快走，特務們都撤離了！”

郭德賢也沒多問，連忙推醒兩個孩子，并給兩個孩子穿好了衣服，就開始下樓。

之前羅廣斌和難友們已商量妥當，將同志們分成若干小組，身體好的和身體不好的一塊幫扶逃難，郭德賢帶不了兩個孩子，就把小波交給了一個叫周居正的年輕學生，然后一塊越獄。

等到他們走出白公館不久，發現警戒的衛兵還沒有撤走，衛兵問他們：“哪里的？”

周居正回答說：“二處的”

衛兵又問：“口令？”

周居正答不上來，敵人立刻開槍掃射，大家都四面散開向歌樂山跑去，跑著跑著，大家都跑散了。

郭德賢光著腳背著小可向歌樂山爬去，走了不知多遠，到了一戶農民家，郭德賢就向他們說遇到了土匪，想跟他們要一雙鞋子，哪戶農民就給了她和小可每人一雙鞋，他們穿上后就趕緊走了，一直到11月30日，才回到重慶，找到“脫險同志聯絡處”。

可是，等到郭德賢趕到這里時，見到了周居正，卻沒有發現小波，才知道小波丟了。

原來周居正當時雖然年輕，卻因為生病，在背著小波跑了一段時間后，體力出現不支，后來又胡亂在亂石中摔了一跤，再起來時，已經找不到小波了，低聲喊了幾聲后，沒有聲音，又聽到敵人的追趕聲音，只好自己先跑了。

一直到王素珍夫婦將小波送回來，郭德賢才知道，那晚小波經歷了什么。

周居正背著他摔倒后，小波被嚇蒙了，起來后也沒有哭叫，而是胡亂地走，后來就稀里糊涂地來到“中美合作所”的閱兵場。

當時駐扎在歌樂山附近的國民黨部隊即將開拔，有一個士兵發現小波后，估計這里要打仗，小孩子在這里活不成，就順路把他帶到城里，然后給扔到了大街上，讓她自尋生路去了。

好在遇到了好心的王素珍夫婦，才將小波領回家，后來又送回到郭德賢那里，黨組織為了感謝王素珍夫婦救回小波，獎勵他們夫婦每人一套嶄新的棉軍裝和10塊銀元。

此后，王素珍夫婦與郭德賢一家就像親戚一樣來往了幾十年。

重慶解放后，郭德賢先后擔任過西南人民革命大學托兒所所長、重慶市人民廣播電臺托兒所所長、重慶市人民廣播電臺編輯部副組長、播出部副主任等職務，1983年離休，2015年享受副省級標準醫療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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