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克斯天花機故障碼(奧克斯天花機故障碼E4)

前沿拓展：

1918至1919年，一場“大流感”侵襲全球，成為史無前例的流行病災難：在這場流感中喪生的人數，比人類歷史上在其他所有疾病爆發中死去的人都多，據言，之前專家估計死亡人數為2000萬，而最新的數字則是驚人的5000萬到1億之間。大流感造成大量青壯年死亡，在一定程度上使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得不提前結束。

1997年初，美國作家約翰·M·巴里著手寫作《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詩》，詳細回顧了大流感的暴發及其影響，并將美國現代醫學的發展和政府應對策略融入文本，多條線索并行不悖，從多個方面構建出這場大流感的樣貌。

理所應當的是，面對如此困境，作者還提出了人類理應關切的醫學問題，以及科學、公共衛生建設和政府應如何做好下一次應對的準備。在《后記》中，巴里尤其關注的便是，如果新一輪流感疫情必不可免，我們該做怎樣的準備，又是否做好了準備？

《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詩》，約翰·M·巴里著，鐘揚、趙佳媛、劉念譯，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8年7月版

作者丨約翰·M·巴里

摘編丨張進

新一輪的流感疫情肯定會發生

1997年初，我動筆寫此書時，計劃是將1918年的事件作為一個敘述載體，一項案例分析，一枚探尋若干甚至無關流感的問題的探針。我無意恐嚇任何人或宣傳任何事，只是想知道美國社會是如何應對一場巨大挑戰的，而這次挑戰正是自然趁人類內亂正酣之際，火上澆油挑起的另一場戰爭。同時，我也想知曉那些至少擁有某些應付這一挑戰之權力的人又是作何反應的。

這意味著我不僅需要考察那些在全國或地方上擁有政治權力的人，還得考察科學家，因為他們同樣也在執行權力。我尤其想探究研究者在承受極端壓力的情況下如何開展科學研究，并弄清一個人在作決定時所面臨的認識論問題。人們采取何種程序來搜集信息從而作出較好選擇？一場危機是如何，或者說是否，影響決策的過程？要擁有多少數據才算充分？簡言之，你又如何清楚你已經知道了呢？此外，我還想弄明白我們應該從這樣一種考察中得到什么教訓。

我相信，那些是人們存有疑慮的重要領域，而讀者對本書是否有助于了解它們自有評判。

然而，我寫這本書的初衷卻被一些事件掩蓋了，諸如新的禽流感病毒感染人類的速度日益加快——因此許多專家所憂心的、將會引發新的流行疫病的威脅正一觸即發。這個不斷演化的威脅使我對本書的主要部分作了一些改動，并寫下這篇新的后記。

最受關注的禽流感病毒被稱為H5N1。它最早于1997年出現于香港，也就是在我為寫作本書而開始研究之后的數月。18人感染，其中6人死亡。為撲滅這一病毒，100余萬只家禽被宰殺。7年后，就在本書即將出版之際，東南亞的家禽中又爆發禽流感，同時導致數十人死亡。可就在若干個國家的公共衛生官員再次為清除該病毒而宰殺了超過一億只禽鳥之后，它卻忽然銷聲匿跡了。

人們的努力白費了。H5N1病毒已經在亞洲大部分地區的野生鳥類種群中扎下了根。于是，它在2004年12月卷土重來，噬滅禽類，并導致更多人及包括家貓和老虎在內的其他哺乳動物死亡。盡管在我寫作本書時（希望永遠如此），禽流感病毒尚未在人與人之間傳播，但似乎死于該病毒的人數在感染人數中所占比例甚至與1918年因流感病毒而失聰的人數比例相同。

因此，這里提出幾個問題：

1.是否會發生新一輪的流感疫情？

2.如果會，它有多危險？H5N1又會表現出何種威脅？

3.我們該作何準備？ 要做些什么才能令我們準備得更加充分？

第一個問題的答案絕對是肯定的。世界衛生組織（WHO）、美國科學院（通過其醫學分部——醫學研究所）以及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DC）均認為流感疫情一定會再次發生。

更令人憂慮的是，WHO、CDC以及其他衛生組織都已用諸如“可能”和“很可能”之類的字眼，向人們警示著在 不遠的 將來發生大流感的可能性。這些機構的警示都是建立在具體而令人警醒的數據基礎之上的。

出現跨越物種屏障的新重組病毒的威脅總是存在著，由于人類直接感染禽流感病毒的病例增多，威脅日臻嚴重。

當然，病毒每感染一個人，就有一次新的機會可以跨越物種傳播。任何一個讀過本書有關該病毒章節的讀者都知道，所有的流感病毒都起源于鳥類，但它們以驚人的速度突變，并能與其他流感病毒交換基因。一旦一種禽類病毒感染了一個人——也可能是另一種哺乳動物（尤其是豬），那么該病毒不是與已有的人類病毒重組，就是像我們所能想象的一樣，直接突變產生一種新型的、可以在人類之間傳播的病毒，一場新的流感大流行就可能爆發。

1959—1997年間，只有兩人明確感染了禽流感病毒。這兩名患者被隔離，而且均未死亡。與此相反，1997—2005年春，三種不同的禽類病毒就使200余人患病。感染通常成群出現，這三種病毒中的兩種已致人死亡。

在這三種病毒中，最持久穩定的、也是我們所知最危險的就是H5N1。已知的禽類病毒感染人類的病例中，超過一半均由它引起。在已被證實的感染病例中，其死亡率為33%—70%。由于目前它在亞洲鳥類種群中流行，所以在可預見的未來，它很可能會持續感染人類。

還有另一個威脅，那就是引起了1957年大流行的病毒——H2N2病毒。許多病毒學家都認為它很可能是下一個引起疾病大流行的病毒，因為它不像禽類病毒，它確實能夠由人傳播給人。此外，由于1968年大流行的病毒，即目前占主導地位的流感病毒的出現，H2N2病毒已幾近滅絕。這就意味著，目前世界上大部分人從未接觸過H2N2，假使該病毒重新出現，他們就極易被感染。（1918年的H1N1病毒尚有一個毒性輕微的“遠親”還散布在人間，因此人們可能對H1類病毒具有一定程度的抵抗力。）

基于這些原因，病毒學家和公共衛生官員認為新的疾病大流行幾乎無法避免，但他們無法預測它何時發生。正如一位流感專家所言：“只聞鐘聲嘀嗒，而我們卻不知道時間。”

“大流感”中的人們

死亡人數不足以充分衡量流行病帶來的影響

所以，下一輪大流行會有多嚴重？會有200萬人、2000萬人還是2億人喪生呢？美國會有多少人死去？

沒人說得準。但若將1918—1919年的大流感與艾滋病相比，人們就可以看到形勢之嚴峻。如今世界人口已超過60億，自艾滋病被發現后，24年來，全球范圍內艾滋病死亡總人數約為2300萬；與此同時，2005年約有3900萬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HIV病毒）。在美國，艾滋病的累計死亡人數約為50萬。

1918年的世界總人口為18億，僅占當今人口的28%。但1918年的流感病毒奪去了大約5000萬人——甚至可能多達1億人——的生命。前面報告的艾滋病造成的死亡人數是24年的累加，而大部分流感導致的死亡發生在短短24周之內。

但要真正展現流感的可怕威力并不需要最糟糕的情形，最佳情形——輕微的流感流行——已足以說明問題。

1968年大流行是一次輕微的流行，美國約有34000人死亡（相當于目前人口中的55000人），這個數字同1918年死亡總人數相比，只是滄海一粟。這可并不是因為醫學已經征服了病毒。抗生素可以阻斷復雜的細菌性肺炎引起的死亡，但是疫苗只有到大流行發展到一定程度后才會有效。1968年大流行的死亡人數相對較少只是因為病毒的毒性輕微。

盡管如此，WHO估計，一個類似于1968年病毒的流感病毒可能導致當今世界200萬—740萬人死亡。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目前的發達國家，即使是輕微的流行也很可能造成比以往更為嚴重的后果。事實上，CDC進行了一項研究，以預測如果新的流行性病毒——與1968年的病毒極為相似——侵襲美國，其可能的結果會是怎樣。該研究預計，即使是一個溫和的病毒，死亡人數也高達89000至207000人。死亡人數如此之高的原因與CDC總結的一樣：盡管醫學發展了，但死于普通的流行性感冒的美國人卻比以往更多了：1918年、1957年，甚至是1968年，留下免疫系統受損后遺癥的人數都還相對較少。今天，很多人，主要是老人，還有接受過放化療的癌癥幸存者、移植受體、HIV感染者等，他們的免疫系統都會受損，而且此類人數還在不斷增加。

此外，即使是發達國家，其衛生系統也可能被流行病拖到崩潰的邊緣，甚至已然崩潰。與其他產業一樣，醫院已經提高了效率，成本也有所縮減——這也意味著醫院實際上已不會有余力。因此，美國目前人均占有醫院床位遠少于1968年。（這令我回想起一次巡回推銷圖書時的親身體驗。當我到達堪薩斯城時，一場普通流感的爆發迫使8所醫院關閉了急診室。其他許多城市也發生了類似的事件。即便是最溫和的爆發也對衛生系統加壓甚重。）而在發展中國家，遇到這種情況，衛生系統就可能全盤瓦解。

類似地，美國擁有105000臺呼吸機，其中3/4處于日常使用狀態。在一般的流感季節，呼吸機的使用率會升至近100%。而在流感爆發期間，呼吸機自然是供不應求。這一問題和其他類似問題——如抗生素儲備不足、繼發性細菌感染， 甚至注射針頭的供給——都能輕易挑戰自1918年以來的所有醫學進展。

然而，死亡人數并不足以充分衡量流行病帶來的影響。即使是很溫和的流行病也可能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和社會動蕩。正如明尼蘇達大學的奧斯特霍姆（Michael Osterhom）所指出的，自1918年以來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些變化也導致了新的社會問題。

最明顯的變化莫過于國際貿易的擴張。2003年SARS的爆發雖然只是導致與中國部分地區的貿易癱瘓，然而由于產自中國的電腦芯片的量實在太大，所以SARS仍然影響到了全球范圍內的計算機制造業。疾病流行將會嚴重破壞國際貿易，國內產業發生混亂尚屬于較好狀況。

社會行為也發生了改變。1957年，只有10%的人外出用餐，出售的食品種類中只有20%是易腐食物——新鮮蔬菜而非罐頭食品。如今，已有38%的人外出用餐，食品種類中有48%是易腐食品。這些新習慣會對病毒傳播及社會動蕩程度產生影響。

與此同時，美國商業采用的“即時”倉儲遞送也意味著，如果一個供貨商的眾多工作人員因病休而無法運送某種關鍵貨物，那么整個行業都有可能癱瘓。運輸系統小小的異常——如鐵路工人和機場的飛行控制人員患病——都可能導致整個系統的混亂。甚至殯葬行業也無法幸免。在1968年，平均每副棺材出廠后5個月才會派上用場，而現在只要三周半。因此，流行病再怎么溫和，也至少將再現1918年的恐怖情形之一——殯儀館的棺材告罄，這一點幾乎是肯定的了。

而這已是在溫和的疾病流行中最樂觀的景象了。

最壞的情況可能超乎想象。我們不需要以H5N1的超高死亡率來危言聳聽。2003年荷蘭爆發的H7N7禽流感已足夠說明問題。該病毒出現于禽類養殖場，致使89人患病，其中1人死亡。89人中僅1人死亡，這聽起來并不可怕，但一種新的流感病毒能夠導致15%—40%的人病情嚴重到出現癥狀，這就很可怕了。它可能導致美國4400萬—1.15億人患病。僅在美國，超過1%的死亡率就能轉化為 50萬—130萬人的死亡。

唯一的好消息似乎是現在越來越多的病毒學家不再相信H5N1會是下一個新的流行性病毒（如果它真的會衍生出下一次大流行的病毒，那么在適應將人類作為宿主后，它也會變得溫和）。他們的理由很簡單：很多人——這個數目大大超過已經證實的感染病例數目——已經接觸過這種病毒了。目前H5N1還不能輕易地從人傳播到人。病毒學家認為，如果該病毒能夠采用這種傳播方式，那么它早就采用了。

但縱觀歷史，還沒有哪個時期和今天一樣，有如此多的人類和動物混居在一起。1968年，中國只有520萬頭豬、1230萬只家禽，現在則有5.08億頭豬、130億只家禽。而H5N1也在適應越來越多的動物。

我們對新的疾病流行還沒有準備好

我們對新的疾病流行準備得有多充分？

當我寫下這句話時，我們還沒有準備好。毋寧說，完全沒準備。

疫苗是不錯的解決方案，但目前還僅限于理論階段。

首先，從實際角度來看，要在新的流行性病毒出現之后的6個月內生產、分發、管理數以億計乃至10億或更多的疫苗制劑幾乎是不可能的。要抵御新的病毒，很可能需要兩倍的劑量，而非通常的劑量。所以甚至在最樂觀的情況下，也要等到大流感的第二波散播開來，人們才可能拿到疫苗。

其次，現階段疫苗的生產技術和設備都遠未達到最佳狀況。這個問題在2004年就已得到充分證明：當時僅英國一個工廠發生污染，就導致美國的疫苗供應減少5000萬份，幾乎占了總量的一半。

最后，很有可能的情況是：面對新的疾病流行，在本國人口未全部得到防護之前，各國都不會允許自己的疫苗出口——而美國使用的所有疫苗中僅有一半是在國內生產的。

科學家已研發出若干種能夠縮短病程、緩解病癥的抗病毒藥物，奧斯他韋（oseltamivir）效果尤其顯著（盡管如此，奇怪的是尚不清楚該藥物是否能降低死亡率）。更重要的是，在疾病流行時這些抗病毒藥物還要起到預防作用，使服用過的人們不患病，這使得抗病毒藥物在疫苗被生產出來之前的那段時間里顯得尤為重要。美國與其他一些國家的政府已經開始——但也只是剛剛開始——儲備奧斯他韋，可僅有一家制造商還不能滿足需求。如果近期發生一次疾病流行，該藥物將很快供不應求。而且，人們始終就病毒對奧斯他韋或其他任何藥物產生抗性而心存憂慮。

H5N1帶來的威脅吸引了全球各地科學家和公共衛生官員的注意。他們冷靜地——當然有時也不是那么冷靜——警示那些掌握著財政大權的人，如果他們現在不為大流感作好準備，那么將來的某一天，就會有個調查委員會撰寫出一份相當于“911調查報告”的報告，質問他們為何沒有采取行動。只是這一次，喪生的不再是數千人，而是數百萬人。

美國堪薩斯州的福斯頓兵營里，罹患流感的士兵。

為大流行作準備的第一步是監督

我們要做些什么呢？

我們應當將流感視作一次致命的威脅。一場大流感甚至比一次大規模的生物恐怖襲擊造成的傷亡更多，而且更有可能發生。此外，根據CDC的報告，每年死于流感的美國人有36000人，幾乎是全國艾滋病死亡總數的三倍，而且正如之前提到的，盡管醫學已經進步了，但每年的流感死亡總數仍不降反升。直到2004年疫苗徹底失敗后，國會才開始認真考慮疫苗供應的必要性。但從所撥經費來看，流感仍未引起國會的足夠重視。

為大流行作準備的第一步是監督。越早發現新病毒，我們成功研制和發放疫苗的機會就越大。幾十年來，WHO一直在監控著流感。

監督具有兩個目的：追蹤現存病毒亞型的突變從而對每年的疫苗進行調整，以及搜尋任何新的流行病毒株出現的跡象。當然，我們必須知道要去哪里尋找，所以查明1918年病毒的起源就變得極其重要。

本書假設1918年的病毒起源于堪薩斯州的哈斯克爾縣，但在這點上，眾說紛紜。由于流感既是地方性疾病又是流行性疾病，在沒有病毒樣本和現代分子生物學技術的情況下，就算有那么點進展，我們仍不可能完全肯定哪一種推測是正確的。唯一的證據就是流行病學。

大多數流行病的起源地都是亞洲。原因很簡單：在亞洲，與豬和禽類密切接觸的人群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因此病毒從動物傳給人類的機會也增多了。部分醫學史家和流行病學家相信，1918年的大流行也同樣始于中國。

近來，英國病毒學家奧克斯福德（J. S. Oxford）提出了另一種理論，認為 1918年大流感發源于一個駐法的英軍營地。1916年，那里爆發了一種被英國醫生稱為“化膿性支氣管炎”的疾病。死于該次疾病爆發的士兵的尸檢報告確實表明，他們的癥狀與那些在1918年死于流感的人驚人地相似。

流感快速爆發的過程中，眾多科學家和組織機構開始尋找疾病的病源。當時有幾項關于大流感的大規模國際性研究，美國醫學會贊助了其中被認為是最突出的一項，該項目由喬丹（Edwin Jordan）博士領軍，他當時是《傳染病雜志》（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的主編。喬丹花費了數年時間審查了來自世界各地的證據。

喬丹首先懷疑的是中國。1918年初，中國的確出現過流感，但只是小規模爆發，也沒有擴散開來。1918年頭5個月間，香港的醫院中只有22例患者被確認為流感；而在廣東，直到6月4日才出現第一例流感。某些醫學史家認為，1918年中國爆發的某次致命性肺部疾病事實上正是流感，而經過洛克菲勒研究所培訓的幾位中國科學家將其診斷為肺鼠疫，而當時對鼠疫桿菌的實驗室鑒定已經非常方便而且準確。這些中國科學家也確信并無證據能將其他爆發同這次大流感聯系起來。喬丹最后也得出結論說，中國這些疾病爆發都“不能被認為是歐洲流感爆發的真正預兆”。

喬丹接著開始研究奧克斯福德假說的證據。他從幾點對之予以反駁。“化膿性支氣管炎”并不能如此迅速廣泛地傳播開來，而新的流感病毒通常卻可以。實際上，那次爆發似乎根本就沒有擴散開來，所以至少有好幾位英國軍醫隊的成員甚至都不認為這是傳染病。（況且，目前我們已經知道，一次突變就能導致現有流感病毒的突然爆發。2002年夏天，一種極其致命的流感突然在馬達加斯加的部分地區爆發；一些鎮上絕大多數人都病倒了——有個鎮達到了總人口的67%。但導致這次致命流感爆發的病毒卻不是新病毒，而是1999年在巴拿馬分離到的病毒的H3N2亞型，一般情況下只會引發溫和癥狀。它只是往毒性更強的方向發生了一次變異，之后又回復到了原有的溫和型狀態。這次流感在消退時都還沒能擴散到全島，島上111個醫療點中，只有13個受到影響。 假使奧克斯福德指出的爆發的確是流感的話，那就該像馬達加斯加的病毒一樣發展。）

對可能的疾病發源，喬丹也曾考慮過世界上其他幾次較早的流感爆發，但那些也只表現得像是流感的地區性爆發。他得出結論：這些都不太可能是1918年大流感的源頭。

只剩下美國了。喬丹留意觀察了美國一系列春季爆發的流感，看起來這次的證據更為有力。人們可以看到流感病毒從一個營地跳到另一個營地，再隨著軍隊撲到城市里，最后又隨著他們漂到歐洲。他的最終結論是：美國才是流感的最初起源地。

隨后，一名同樣對流感做了深入研究、著述頗豐的英國人也贊成喬丹的觀點。他也沒有找到任何關于流感起源于亞洲的證據，也否定了1916年英軍營地“化膿性支氣管炎”爆發事件的可能性；他得出了如下結論：“該病很可能是從美國帶到歐洲去的。”

先前曾提到過的澳大利亞人伯內特耗費數年時間，仔細研究了這次流感的流行。他也找到了“如山鐵證”，證明該病始于美國，并“隨美國軍隊登陸法國”而擴散開來。

分子生物學則提供了更多證據。美國陸軍病理學研究所的陶本伯格提取了 1918年流感病毒的若干樣本，其中一些來自解剖后保存的肺組織，還有一些來自埋藏在北極永凍層下的尸體。他對病毒基因組進行了測序，根據病毒基因組的突變速率，他認為病毒是在1917—1918年的冬季——大約在大流感致命襲擊前的6—9個月——轉移到人類身上的。

這個時間點、這次爆發非比尋常的性質以及病毒若非源于哈斯克爾卻又傳到那里的不合情理，一切都與流感起源于哈斯克爾的推測相吻合。而且，人們也可以輕易地追蹤流感擴散到外界的軌跡：入伍的士兵們將它帶到了福斯頓營地（事實上，一些大流感史的故事就將這里作為緣起），從那里，我們很容易就能看到疾病又是如何傳開，到了其他的兵營，到了美國平民當中，再到了歐洲。

流行病學研究仍在繼續。從本書首版以來，研究者查閱了更多的歷史數據，發現紐約在1918年2月和3月，年輕成年人的死亡率升高，這可能說明那里爆發了流感。該研究工作的負責人卻認為，即使這些死亡是由流感引起的，也不能排除哈斯克爾是流感起源地的可能，當然也沒有增加其可能性。不過，到目前為止，堪薩斯州的哈斯克爾縣是流感起源地這一觀點仍然與現在掌握的所有證據相一致。

大流感提醒研究人員應當從何處下手尋找新的病毒。它——同2003年歐洲的爆發一起——提示著研究者，不要放過任何一個角落。

我們生活的世界并不完美，而且WHO也沒有足夠的資源來監控世界的每個角落。WHO的監控計劃聽起來很強大：目前有82個國家超過100個實驗室加盟。還有四個締結合約的WHO流感病毒中心——位于亞特蘭大的疾控中心和英、日、澳三國的實驗室——提供詳細的分析。

盡管WHO總體上看是一個典型的官僚機構，但其流感部門在遇到困難考驗時已經表現出了果斷和能力：它確認并控制住了1997年H5N1病毒的爆發以及2003年的SARS（起先被認為很可能帶來新的大流感威脅的一種病毒）和荷蘭爆發的H7N7禽流感。迄今為止，WHO在控制H5N1方面表現出了很高的水平。

然而，參與監控系統的國家還不到世界所有國家的一半，還有一些國家（如中國）雖已加盟，卻仍有眾多地區尚為空白。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漏洞。盡管WHO正設法解決這個問題，但要說服一個很大一部分人口感染了HIV的非洲國家政府分出資源給潛在的流感威脅，幾乎是不可能的。同時，WHO自身也缺乏用于東南亞迫在眉睫的H5N1威脅的資源。

所以，盡管監控系統很有效且值得去改進，但即使它終有一天能滿足需求，這一天也不會很快到來。

我們可以做兩件事。

一是我們需要從目前的監控系統中獲得更多信息。讓政府公布疾病真相是一件較為困難的事。這也許是1918年（大流行）最大的教訓，也是仍未被吸取的教訓。

在這個問題上進行開放交流，需要承擔嚴肅的外交承諾，還需要創建保險制度，以賠償國家和農民因說出真相而造成的經濟損失。沒有一個國家會主動提供可能破壞本國經濟或生計的信息。

交流很重要。如果交流足夠開放，監控足夠良好，領導層足夠果斷，那么就確實有一絲希望通過隔離病例、區域封鎖和抗病毒治療等手段將新的流行性病毒扼殺在其起源地。

然而我們可以采取的最重要的行動是立即行動。美國和其他具備科學基礎設施的國家政府可以啟動——無論是合作還是單邊——大型的流感調查行動。對我們的資源——將錢用于何處——進行理性抉擇的時間已到。

試想，直到2005年，每年在西尼羅河病毒上的總花費比用于流感的要多。在西尼羅河病毒最猖獗的年份，有284名美國人死亡，而5年來死于該病毒的不到900人。更重要的是，它并不是能在人群中爆發的疾病。就算我們一文不花地與之斗爭，它可能也會自行消失，如同曾在圣路易斯市所發生過的瘟疫一樣，那幾乎是西尼羅河病毒的一個孿生型。

將其與每年數以萬計死于普通流感的美國公民相比——更別提大流感的威脅了，這證明的不僅僅是那些決定資金使用的人的不理智，還有他們的不負責任。

將大流感與恐怖主義進行比較更有用。國土安全部將大流感視作美國所面臨的威脅中最可能發生且最致命的一個。

WHO認為，有43種不同傳染性的生物體能夠被用作生物武器，流感榜上有名。在這個列表上，傳染性最強的三種就是炭疽熱、鼠疫和天花，而肉毒素被認為是最危險的毒素。然而，我們有疫苗可以預防天花、炭疽熱和鼠疫——抗生素對后兩者也有效，而抗毒素可以中和肉毒素。此外，炭疽熱和肉毒素也不能在人和人之間傳播。WHO曾經研究過所謂“最壞情形”，那是一次發生在一個有著500萬人口的城市內的肺鼠疫生物恐怖襲擊。WHO的調查結論是，該病將可能導致150000人患病，36000人死亡。根據人口因素進行調整后的結果表明，這個最嚴重的生物恐怖襲擊與1918年流感肆虐費城時的情況相比還有些差距。

到了在防治流感上痛下重金的時候了。

二是我們需要對疫苗生產進行投資，并為大流行的真正到來強化過負荷能力。聯邦政府已為此投入一定資金，但問題仍然存在。疫苗制造商說他們在擴大疫苗產量方面的主要顧慮是需求少和不可預知性。一些政策制定者相信，CDC建議的每年應該接種疫苗的人數正在增加，這也許可以為建造足夠的制造設備提供充分的理由。但即便該法奏效，它也無法解決接下來的這個問題：美國50%的疫苗需求依賴外國公司。美國人必須決定，是否愿意建設這樣一種過負荷能力作為保護國家安全的措施。這樣做需要政府通過提供擔保或補助金的方式參與進來。此外，盡管制造商們認為“義務”同產品短缺無關，并非一項重要因素，但是作為鼓勵，政府需要立法對他們進行一定程度的保護。

其次，我們需要對改進疫苗生產的技術本身進行投資。大多數人注射的疫苗都是由滅活病毒制成的，但到2003年，一種由活病毒制成的吸入式疫苗問世了。對人類而言，它風險低，是一種更佳的給藥系統，因為它能夠刺激喉嚨黏膜的免疫反應。但這兩種疫苗所用的生產流程卻都是數十年前的老技術，需要在雞蛋中培育。而利用分子生物學手段，可以使生產周期縮短數周——在一場大流行中，短短數周時間就可以挽救幾萬乃至幾十萬人的生命。科研經費投入越多，就越有可能得到更多更好的抗病毒藥物。

運氣好的話，對基礎研究投入更多資金有可能發現對所有流感病毒都有效的疫苗。研究工作正以基因組中的“保守”區域——例如所有流感病毒普遍具有的某些遺傳結構——為目標進行著。

與此同時，我們必須將資金用在儲備奧斯他韋上。這種抗病毒藥物是我們目前對付H5N1的唯一武器。但它不是魔法藥劑。導致現今大多數病例的流感病毒H3N2，就表現出了一定的抗奧斯他韋的能力。到目前為止，H5N1在實驗室內還未對其產生抗性，但我們無法保證它和其他病毒將來不會產生抗性。

就在我們寄希望于科學，期待著下一個科爾或埃弗里的出現時，國際組織、美國聯邦政府和各州政府正在為下一次大流行作準備。只有當大流行爆發時，我們才能知道這些計劃者做得有多充分。

1918年的如山鐵證，證明該病始于美國，并“隨美國軍隊登陸法國”而擴散開來。

媒體和公共官員助長了這種恐慌——不是通過夸大疾病的可怕，而是極力掩飾，試圖向公眾保證此次疾病并不可怕。

恐懼源于蒙昧，就像在叢林中被未知的猛獸追蹤著。所有成功的恐怖電影都是利用了人們對未知事物的恐懼，對我們無法看見、無從知曉的威脅的恐懼，以及孤立無援的恐懼，而在所有的恐怖電影中，一旦怪獸露出原形，恐懼就凝縮成具體形象，不復存在了。害怕還會有，但由未知而產生的極端恐懼消散了。

1918年，官方和出版物的謊言令恐懼從未能夠具體化，公眾無法相信任何人或事，因而他們也就一無所知。恐懼使女人不敢照料自己的姐妹；使得志愿者不敢將食物帶給那些病重而不能自己進食的家庭，而讓人們最終活活餓死；使得受過訓練的護士不敢回應那些求救的緊急電話。恐懼——而非疾病本身——幾乎將社會粉碎。就連沃恩這樣措辭謹慎、從不危言聳聽的人都說：“短短幾周，人類文明就差點灰飛煙滅。”

所以1918年大流感的最后一條教訓，即那些身居要職的權威人士必須降低可能離間整個社會的恐慌，可謂知易行難。如果社會將“人人為己”作為箴言，它就不再是一個文明社會了。

當權者必須珍惜公眾對他們的信任。正途就是不歪曲真相，不文過飾非，也不試圖操縱任何人。林肯是第一個這么說、也說得最好的人。

無論真相有多么恐怖，領導者都必須將其公之于眾。只有這樣，人們才能打破恐懼。

本文為《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詩》后記全文，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授權轉載。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作者丨約翰·M·巴里

摘編丨張進

編輯丨張進

校對丨劉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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