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利自由艦P0000故障嗎(吉利自由艦故障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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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學與科研的關系怎樣？學術生產在多大程度上與教學有關？除教學內容的深鉆新研之外，必定有一個學術生產的框架決定著教學成果的成名路徑，如編輯、出版、文化與社會思潮、個人威望、學生資源等，都可能是該框架的架構之一，中國現(xiàn)代新聞學名著的產出路徑就較好地印證了這一思考。它也為那些一生“以本(科)為(根)本”的大學教師的學術道路指明了一個很好的方向。

中圖分類號：G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9)03000006

2018年迎來中國新聞教育100周年。回望100年來現(xiàn)代新聞教育的歷程和成就，成為近兩三年中國新聞傳播學界關注的重要議題。同時，現(xiàn)代中國新聞學研究與高校新聞教育如影隨形，相伴100年，研究新聞教育勢必牽扯新聞學術。現(xiàn)代大學最主要的功能是培養(yǎng)人才和探究學術，但是，如何處理教學與科研的關系，常常令大學的管理層和教師無所適從，以至于言行不一之事多見。目前，我國高校的本科教學在“雙一流”建設中處于尷尬地位，教學與科研的關系更顯緊張。世界一流大學提供的本科教育不一定就是世界一流本科教育，世界前10名的大學并未宣稱和力爭構建世界一流本科教育[1]；國內相關人士對一流學科建設中本科教學的地位也莫衷一是。雖然一些知名學者反復講“科研為了教學”[2]，但是現(xiàn)實越來越與之背離。兩者的關系到底怎樣？本文希望從新聞學講義的學術“成名”歷練這一具體切面思考這個宏大問題。

一、研究價值與研究現(xiàn)狀

(一)學術價值與應用價值

在中國新聞教育100周年這一時間節(jié)點，對新聞教育與新聞學術，既需要全面總結，更需要全新開啟。其研究價值如下。

首先是學術價值。本文從大學教師的新聞學講義與新聞學術名著產出這一歷史角度總結教學與科研成功契合的觀念與理論，回應大學教師教學與科研角色之間的關系，逐步彌合舊裂縫，獲得新共識。

其次是應用價值。在學科初創(chuàng)之時，在新科技突飛猛進的時代，新學科、新領域需要新知識、新思維，全新信息的傳授依賴大學教師的課堂表現(xiàn)，富有價值的講義期待成為新意迭出的學術著作，探索從講義到著作再到學術名著的嬗變過程，也是信息社會和“雙一流”學科建設之需。

(二)國內外研究現(xiàn)狀

學者們研究中國新聞教育或者新聞學術的成果并不少見，但是，將兩者結合起來考察的論著比較稀少，特別是對大學新聞教學的學術性生產潛質與推演進行思考的文獻更是難覓蹤跡。

1.關于新聞教育史與學術史的研究

首先，中國新聞教育史研究的較早著作《中國新聞教育史論》全面梳理了中國新聞教育80多年的流變，層層剝筍，在反復的取證核實之后確定了諸多的歷史事實[3]。10年后，這方面的研究專著從縱向梳理轉向橫向剖析，如《中國新聞教育的初曙》從知識與社會的關系的角度，考察新聞在1918年形成一種專門知識的多重原因、具體經過及前后脈絡[4]。接下來，《中國新聞學的篳路藍縷：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一書繼續(xù)研究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在中國新聞教育開端和中國新聞學興起過程中的歷史地位，即四個“第一”[5]。此外，在論文方面，《上海近代新聞教育史實考辯》《民國時期新聞教育思想的多元呈現(xiàn)》等論文梳理了我國新聞教育的概況、特點以及全國性或區(qū)域性新聞教育發(fā)展史，詳細討論了大學新聞學課程的設置，同時，成舍我、蔣蔭恩、陳望道等人的新聞教育思想被分篇或綜合總結，中美新聞教育模式及其關系得到深入的比較，復旦大學、暨南大學、圣約翰大學的新聞教育貢獻被充分認識。

其次，新聞學術史研究以新聞學自身發(fā)展過程中的重大轉變?yōu)闃酥荆钚阍圃谄渲鳌吨袊侣剬W術史(18341949)》中運用群體分析、量化分析的方法，對新聞學術研究主體與新聞學術交流平臺進行深入分析，從而實現(xiàn)新聞學術史研究的多角度、立體化透視[6]。接著，她在《留學生與中國新聞學》一書中還突破以新聞學者及其作品內容的介紹作為行文線索的現(xiàn)有研究格局，分別厘清了留學生在中國新聞學的建立、外國新聞理論的引介、新聞學術交流平臺的建構等方面所作出的重要貢獻[7]。而朱至剛的《早期中國新聞學的歷史面相——從知識史的路徑》梳理、整合和揭示了在中國新聞學的生成和演化過程中，作為立場的“中國”是如何在被以前的學者認同之中，又隨著情境的變化，被不斷地建構和重構，進而歷史地造就中國新聞學的整體面貌[8]。除這些學術史著作外，《中國新聞傳播學說史》、三卷本《20世紀中國新聞學與傳播學》等著作從新聞學說、觀念等方面回溯了既往的思想與成果；謝鼎新、姜紅、曹愛民的論文《新聞成學的現(xiàn)代學術史語境分析》《現(xiàn)代中國新聞學科的合法性建構》等則分別對現(xiàn)代新聞學術史的語境、新聞學科建構與科學主義思潮的關系、黃天鵬的學術活動與新聞思想進行了考察。

以上研究，多數(shù)將新聞教育、新聞學術割裂開來進行討論，從而未見二者之間有何聯(lián)系、如何聯(lián)系，留有空白與遺憾。

2.對學術名著的形成的研究

與“名著”相關的一個概念是“經典”。“經典”又稱“典范”，余英時先生認為，所謂典范，主要指在學科上有開辟意義、對某一領域的研究者有示范作用，既為后來者開啟無窮法門，又留下未決之問題供研究者繼續(xù)探究的研究著作[9]。劉夢溪將經典的品格總結為兩個：彌久不變和與時俱新[10]。名著與經典在本質上是相通的，但是，名著更強調知名度，而經典的形成需要考量更多的外在因素。經典一定是名著。

對于學術名著的形成而言，多數(shù)文獻是從編輯出版的角度進行研究的，也有一些學者研究過文史著作的經典化過程。如，有人認為，作者融匯中外古今的豐富內涵，編輯精益求精的編校與引導，出版社從選題策劃、裝幀設計到市場推廣等方面的強力支持，促成了學術經典的產生[11]；也有學者發(fā)現(xiàn)，王國維的《人間詞話》發(fā)表后20年間，游離于學術視野之外，只有到了1926年，俞平伯對其加了標點、撰寫序言，并交給北京樸社出版后，它才以“著作”的形式為學界所關注，引發(fā)了眾多學者的校訂、箋注和研究，從此，《人間詞話》才走上經典化之路[12]。有傳承才會有經典的最終形成，學術經典的傳承需要全社會的關注與推動，同時需要讀者摒除功利，以書為友，以讀書為樂[13]。總之，學術名著的產出要以扎實的內容為基礎，以編輯、學者、讀者等外在力量的推動為依憑，迭次成功。

3.對學術名著產出與大學講義的關系的認識

對于民國初期講義與學術著作的關系，左玉河以北京大學為例說：“當時北京大學教授之講義多隨講隨發(fā)。因將授課內容印成講義分發(fā)，編撰講義時要求材料精確明晰，課堂講授時亦不便重復講義內容，故迫使教授不斷對講義進行補充和發(fā)揮。因不能年年照發(fā)舊講義而必須有新的增訂，故迫使教授花較大精力編撰和修改講義。正因為此，北京大學一些教授為學生編撰的講義，經過修改潤色后即成為一部重要學術著作。”[14]在此以前，李秀云在《中國新聞學術史(18341949)》里也靜態(tài)地認識到了講義與專著的關系：“諸多新聞學分支學科理論專著的寫作與出版，得益于各類新聞專業(yè)課程的設置，近代中國的一部分新聞學理論專著是新聞學者在撰寫講義的基礎上完成的。”[6]學者金鑫則以中文學科為例進行研究后發(fā)現(xiàn)，中文課程講義在民國大學十分常見，講義具體、深入地反映了民國大學教育和中國現(xiàn)代中文學科建構的基本情況；講義的學術內涵、由授課講義發(fā)展為學術著作的動態(tài)屬性，為中文學科史和學術史的考察提供了新的視角；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呈現(xiàn)了中文學科講義經典化的歷程，體現(xiàn)了影響講義經典化的主要要素[15]。

4.對已有研究的簡評

借用學者吳廷俊評價中國新聞教育史研究時的部分觀點來說，以上關于中國新聞教育和學術的研究，“多停留于淺表層次、路徑欠多樣、個案分析不夠”[16]。總體而言，學者們對中國現(xiàn)代新聞教育史的研究比較全面，而民國新聞學術史的研究論文偏少。這可能是因為，一般人認為，現(xiàn)代新聞學術研究的收獲不及新聞教育的成就大，故而研究者不及后者多。但還是有不少研究成果頗有借鑒價值。

上文所述的研究(特別是第3方面的研究)極大地激發(fā)了筆者的“學術想象力”，認識到這些新聞學研究成果對新聞學術名著的形成關注不夠，沒有動態(tài)考察新聞教育與學術研究之間的關系，更沒有將大學新聞學課堂上的講義與新聞學著作的生產、新聞學術名著的產出聯(lián)系起來思考，并進而反思高校教學與科研的關系，這就為本文凸顯其理論和現(xiàn)實意義留下了充分空間。

二、決定新聞學講義“成名”的因素

研究教學與科研關系的現(xiàn)實問題，還是要先回到歷史中去。筆者的設想是：基于歷史事實，對現(xiàn)代大學新聞學教師的具體個案做出梳理，從而窺見大學講義的特殊地位，總結新聞學學術名著形成的規(guī)律，知曉新聞學學術名著為什么是此而非彼，了解擅勝于系統(tǒng)性、孱弱于深刻性的大學講義成為名著的豐富意涵，并引發(fā)我們對課堂教學與學術研究之間的關系做出延展性思考，以此對中國新聞教育100周年紀念做點回應，特別是為新媒體形勢下新學科的興起和發(fā)展提供些歷史借鑒。

從長遠而言，筆者希望通過研究經由教學講義而形成的9種新聞學名著的內容特征、形式表征，及其運演過程中的各種機緣與影響因素，同時也通過比較研究并非出自于講義的3種名著，從而綜合、深入思考新聞教學與新聞學術之間的有機聯(lián)系，并盡可能“回到歷史現(xiàn)場”，還原“教學學術”對于學術經典產出的影響。9種新聞學術名著包括3部各領域的扛鼎之作：徐寶璜的《新聞學》(1919)、邵飄萍的《實際應用新聞學》(1923)、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1927)，以及6部名著：邵飄萍的《新聞學總論》(1924)、郭步陶的《編輯與評論》(1933)、黃天鵬的《新聞學概要》(1934)、儲玉坤的《現(xiàn)代新聞學概論》(1939)、胡道靜的《新聞史上的新時代》(1946)、惲逸群的《新聞學講話》(1946)。3種非講義性名著是：任白濤的《應用新聞學》(1922)與《綜合新聞學》(1941)、薩空了的《科學的新聞學概論》(1946)。

在下文，筆者只是先行提供一個初步的研究框架。

我們的研究需要從別處著眼，梳理大學文史哲教師的講義與學術名著產出之間關系的歷史線索。在民國大學里，教授的講義通常就是自己的學術研究成果，多年積累之后，多數(shù)都會出版，成為學術名著。由大學講義到學術名著，一般都要經歷以下幾個環(huán)節(jié)：課堂影響、編輯出版、思潮助推、學術傳承、學界回溯(或選家定型)。當然，也可能還有別的環(huán)節(jié)或因素在為講義“經典化”發(fā)酵，如老師提攜、體制塑形、與強勢學科兼容、界外資源發(fā)力以及國外同類著作的襄助等。相關的具體研究，筆者已有初步成果[17]，此處不贅。下面重點提出沿著這一角度思考新聞學教學與科研關系的幾條思路，并嘗試提出幾點有待進一步驗證的結論。這是幾條動靜結合、縱橫交錯的思路。

首先做縱向梳理。其一，梳理20世紀一二十年代新聞學科講義與學術經典的形成。在教師充分投入，保證內容和表達的優(yōu)良品質的前提下，大學講義的學術經典化，形成于特殊的時間節(jié)點：社會思潮丕變時、作者聲譽鵲起后。與文史哲講義比較，新聞學學術經典的形成異中有同，同中有異：學生、出版、大學體制、業(yè)界困境是講義“學術經典化”的關鍵性外在因素，“在場”式傳承、時代氛圍以及新聞專業(yè)主義理念使得講義在歷史的沉積中“去蔽”，現(xiàn)代教育、學術體制助推講義的學術成功。其二，梳理20世紀三四十年代新聞學科講義與學術名著的形成。在中國思想界不斷掀起軒然大波，涌現(xiàn)各式各樣的社會思潮時，幾大社會思潮密切關聯(lián)著青年學子和學術教師，推動著大學課堂和學術生產。三四十年代，由教學講義而形成的5種新聞學名著接受了民族主義思潮、“左”翼文化思潮、文化保守主義思潮等的影響，分別成為戰(zhàn)時新聞學、大眾新聞學以及無產階級新聞學的代表或先驅。

其次做焦點探究。其一，探究不同的教育制度、環(huán)境與新聞學術名著的形成。不同學校的教材使用情況制約講義的生成，1930年國民政府制定的教師職稱晉升規(guī)定，促使從講義到學術著作的生產鏈條得以建立。三四十年代幾家出版社的“大學叢書”和“部定大學用書”等罕見新聞學科的講義，讓新聞學科錯失了產出學術名著的絕好機會。不同的教育取向都會影響新聞學術名著產出，但民辦大學、教會大學的收獲更為顯著。其二，探究課堂講演、新聞實踐與新聞學術名著的述學文體。知名學校課堂上的講課，都以白話表達傳播知識、營造現(xiàn)場氣氛，影響新聞學科內外的學生；加之多數(shù)教師具有豐富的新聞實戰(zhàn)經驗，課堂上常常征引第一手新聞素材。這些都使得新聞學術名著的學理表達(述學文體)常常呈現(xiàn)出白話化、在場性和案例化的表征。限于篇幅，也限于本文的旨趣是呈現(xiàn)一個宏觀的研究框架，下面只就第二點中的課堂講演做一點論證示范。

1919年以后，學術講演蔚然成風，諸多著名的西方思想家都到中國演講，如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羅素(Bertrand Russell)，教育家孟祿(Paul Monroe)，新聞學家威廉士(Walter Williams)等。日本人犬養(yǎng)毅(いぬかい つよし)認為，學校、報紙、演說是“傳播文明三利器”[18]。如果真是這樣，那么，中國現(xiàn)代報人登上大學講臺講授新聞學知識，就是三大文明利器的有機結合。進而，如果這個講演平臺是北京大學這樣的舞臺，那就更是搶得了傳播的制高點。上文提到的9部出于課堂講義的新聞學著作，其中兩部出自風云際會的北京大學的新聞學研究會，而其他7部基本上出于籍籍無名的學校。對于一個新興學科的撰述，需要一個好平臺，如同學術上尚未出道的學者一樣，亟需一個好“名頭”，亦即，除了作者的確有功力，能夠寫出扎實而豐贍的內容外，學術傳播平臺和學術身份至為關鍵，它涉及到學生認可、出版便利、學術傳承等多個方面。具體言之就是，知名學校課堂上的優(yōu)秀講演，以白話表達營造現(xiàn)場氣氛，影響到學科內外的學生，進而形成白話式學術語言，輻射到出版界。其中，白話是彼時學術發(fā)酵的酵母。

陳平原說：五四時期“學者的公開講演，不管是贊成還是反對白話詩文，都是在用自己的學識與智慧，來協(xié)助完善白話的表達功能”，“白話能寫成‘美文’，白話還能表達深邃的學理——只有到了這一步，白話文的成功方才無懈可擊”[19]。戈公振在《中國報學史》出版幾年以后，就不滿意30年代以前那種過渡狀態(tài)的半文半白的表達，他曾想用完全的白話來改寫他的書，使它成為一本通俗的讀物[20]。既然能改寫，想必有原來的基礎，比如講演基礎；也可以想見直接面對讀者進行白話講授時對他此前此后著述時心態(tài)的影響。白話文在戈公振身上的成功于此可見一斑。當然，上述學術表達的白話化自有社會風潮的影響，但是，對于并不是白話文的提倡者的戈公振而言，其表達必定有更多的課堂講演的折射。

在上述梳理和探究的基礎上，我們才能總結、梳理新聞講義與學術名著之間的種種關系，如分析優(yōu)秀講義產出學術名著、優(yōu)秀講義未能產出名著的個中原因，比較學術名著出于講義、名著跟講義無關的不同學術形態(tài)。而其中需要重點關注的是，以9部新聞學名著講義與并非講義出身的新聞學著作以及其他講義進行比較，以窺見其學術名著形成的特質；詳細考察社會思潮、教育體制、學術制度等在講義與名著之間的關聯(lián)作用。不過，要想獲得深透認識，期間必須解決重重困難，如，搜集第一手資料，見證課堂講演現(xiàn)場、學生反響情況、教師教學學術成果，從而厘清從課堂教學到名著生成之間的種種學術傳承細節(jié)，這些都需要“上窮碧落下黃泉”的功夫。

三、如何考察這些“成名”因素

筆者將按照“明確對象準備理論與資料拓展比照攻‘重’克難延展思考”的邏輯思路開展研究。具體而言，明確對象就是要圈定研究的新聞學名著。筆者認為，在國內有影響的學術史論著及相關著作中得到重點討論或集中推介的便是學術名著。準備理論與資料是指深入接觸高等教育學的文獻，了解大學教學學術理論，以及廣泛閱讀關于中國現(xiàn)代學校、教師、教材、課程、課堂、學生以及學術史的研究論文；通過年譜、傳記、日記、通信、檔案、校史、回憶錄等途徑搜集資料。拓展比照是指基于歷史地考察文史哲講義與學術名著產出的關系，以此作為整個研究的入口，為寬口徑地認識新聞學講義與學術生產的關系打下基礎。因為民國教育家朱家驊說過：“一個大學的哲學和史學部門往往決定它的思想的方向。”[21]一時引領學術風潮的文史哲學科的講義能夠很好地導引我們去認識歷史真相。攻“重”克難就是要圍繞研究重點與研究難點，縱橫交錯地開展核心研究，厘清不同年代新聞學講義成為學術名著的形成特質，比較優(yōu)秀講義產出學術名著與優(yōu)秀講義沒有能夠產出名著之間的個中原因，也比較學術名著出于講義、名著與講義無關的兩種不同情形。延展思考是指在比較中完成先前研究的總結與提升，并提出延展性的思考與啟示。

確定研究對象是第一步。現(xiàn)代新聞學著作不算很多，但也不為少，況且，如何認定這些著作哪些是名著，可能也有不同意見和看法，因此，通過抽樣分析的方法確定研究對象，是一個必不可少的環(huán)節(jié)。研究一開始，為圈定新聞學名著，筆者主要檢視了《新聞學大辭典》(甘惜分主編)、《中國新聞事業(yè)通史》(方漢奇主編)、《中國新聞傳播學說史》(徐培汀、裘正義著)等8本詞典或學術史、新聞史著作和《民國學術經典文庫》(東方出版社，1996年)、《中國現(xiàn)代學術經典》(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等6種中國現(xiàn)代學術叢書。如果某種新聞學著作被檢視對象中的2/3多數(shù)選中，同時又被作了較為重視的處理(如開列專門的“節(jié)”或“目”進行討論)，就可以確定無疑地說它就是新聞學名著了；如果某種新聞學著作只被檢視對象中的超半數(shù)選中，那就是準新聞學名著。這樣，我們最后選定了上文所列的12種新聞學著作。

接著，在正式研究中，筆者運用文獻分析法、知識社會學分析法、比較分析法開展工作。文獻分析法貫穿研究始終，盡可能廣泛搜集和分析有關新聞學學者的日記、檔案和學術傳記等歷史資料。知識社會學是一種理論，也是一種歷史學社會學研究方法。它把新聞學名著與作者及其所生活的社會聯(lián)系起來，根據其顯在的內容看清新聞學知識的成因及系譜、知識的實質及其與學校教育的關聯(lián)。比較分析法用于比較不同年代產出的新聞學名著，也比較不同教學主體、不同教育環(huán)境對于新聞學名著產出的影響，還比較3部新聞學經典講義與其他新聞學講義、與并非講義“出身”的新聞學著作以及與非新聞學科的講義，以窺見其學術名著形成的特質。

研究學術史，不僅要研究文本，還要關注文本以外的東西，包括要研究學術與教學之間的關系。一個研究如果以獨特的視角為新聞學科建設、為教學與科研的關系求解，那么它不會奢談大學教學與科研的諸多方面，而只就新聞學術研究如何源于課堂教學去做歷史梳理。將新聞學科講義與新聞學術名著形成結合起來思考，開辟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地。廣搜、深研研究對象的年譜、傳記、日記、通信、檔案、回憶錄等材料，發(fā)現(xiàn)第一手歷史資料，回到教學學術現(xiàn)場，既服務于本研究，也為其他相關研究提供幫助。

在前期研究中，筆者發(fā)現(xiàn)，與文史哲講義的名著化過程比較，新聞學名著的形成同樣有賴于作者深厚的學養(yǎng)、強烈的責任意識，外加豐富的實踐經驗。這是名著之所以成為名著的前提條件。各類名著多數(shù)產生于拓荒時期，有開風氣之功；期間需要依賴于知名編輯的功夫，需要反復地出版?zhèn)鞑ィ惨蕾囉趯W生的傳承與美譽。各方合力才能進一步引領學術風潮。

在以后的研究中，筆者將嚴密論證閱讀史料時產生的如下學術靈感：20世紀初，服務于解除業(yè)界困境的新聞教育，具有了學術名著的初步潛質，其通過與社會思潮相激蕩，成為學術名著；新聞學作為新興學科，如果與強勢學科兼容，借助歷史學、文學等傳統(tǒng)學科的優(yōu)勢，將為其名著化過程鋪平道路；21世紀以來，新聞專業(yè)主義熱潮興起，研究新聞學術史的學者回溯至20世紀本位新聞學時，助推了3部新聞學名著的定型。當然，“身榮書貴”的現(xiàn)象也所在多有，絕大多著名講義產生于作者小有名氣之后。以新聞學科的名著為例，《新聞學》出于作者成為當時北京大學最年輕的教授之后；《實際應用新聞學》出于邵飄萍名滿京華、飲譽全國之時；戈公振講授《中國報學史》時，已經做過《時報》總編輯，擔任過上海新聞記者聯(lián)誼會會長，已是著名記者了。

教學與科研的關系怎樣？學術生產在多大程度上與教學有關？除教學內容的深鉆新研之外，必定有一個學術生產的框架決定著教學成果的成名路徑，中國現(xiàn)代新聞學名著的產出路徑就為此提供了一個思考范本，它也必將成為那些一生“以本(科)為(根)本”的大學教師的重要學術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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