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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日期：2023-02-06 12:09:27 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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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拓展：

磚塔胡同是北京最老的一條胡同

1988年，美國第一位華裔將軍，后來的華人精英百人會會長傅履仁先生訪問北京，這是在他15歲時離開中國以后，時隔38年之后第一次回到北京。公務之余，傅將軍的首要私務就是尋找到記錄著他童年無數歡樂與憂傷的故居磚塔胡同20號【1】。沒想到，這時候他的故居已經化為烏有，在那個地方只能看見一個地質部禮堂。

傅履仁先生一口京腔，是正宗的正紅旗人，他的父親就是多年來一直追隨司徒雷登的私人秘書傅涇波，曾祖父在“太平天國”之亂立功，封為鎮國公，建威大將軍，曾任甘肅鎮守使。祖父傅瑞卿則在清朝曾官居五品，常在宮中行走，他也是傅家最早結識司徒雷登的人。

對于傅家居住了好幾輩子的老宅院，在美國大華府地區定居的傅鐸若女士（傅履仁先生的姐姐）在一次接受采訪【2】時說：“我們家世代都住在西四磚塔胡同，二十號，一個挺大的院子。后來一解放，聽說先是住進來好些外邊的人，我們都不認識。后來院子拆了，蓋成地質部的大禮堂，讓我祖父搬進北房的兩間小屋，最后一九五四年他就死在那里。這還是好些年之后，我回大陸，聽我叔伯四妹說的。她原先學的是地質，解放后就在地質部工作。”

鐸若女士還說：“那年回大陸，我還去我們祖屋瞧了一回，根本認不得，全變了。后來看電影《日瓦格醫生》，里面有好些人沖進日瓦格醫生家的那所大宅子，在客廳里劈柴點火的情景，就讓我想起我們在磚塔胡同的家。”

我們家就是傅鐸若女士所指的“外邊的人”之一，從1950年到1957年，我們家在磚塔胡同20號住了七年，我也從五歲長到了十二歲，在那里度過了我無憂無慮，快樂的童年。

美國第一位華人將軍、華人精英百人會會長傅履仁（1934－2010），他的爺爺就是我們家50年代的房東。

父親原來和祖父住在一起，在南城的方盛園1號，那是個很大的三進四合院，還帶一個兩進的西跨院和一個有假山和小亭子的花園。1949年以后，這個大宅院先是暫時住進來一大堆傅作義的下屬軍官，多是山西籍，后來又強制性地租給了中國人民銀行做家屬宿舍，住戶大多是剛從上海遷京的銀行專業人員。祖父母則搬到了有花園的西跨院。父親那時候的工作單位在西四的羊肉胡同，為了上班近一些，也為了和“資產階級家庭”劃清界限，父親決定搬出方盛園，在西四一帶租房住。據父親講，他先是穿了一身當時流行的灰色干部服出去找房子，結果跑了一天也沒有租到房。第二天換了一身西裝再出去找，一下子就找到了磚塔胡同20號。

老舍在他的小說《離婚》里就曾經寫過：熱心人張大哥為同事老李找到一處住房：“房子是在磚塔胡同，離電車站近，離市場近，而胡同里又比兵馬司和豐盛胡同清靜一些，比大院胡同整齊一些，最宜于住家。”

我于是也從南城的師大一附小幼稚園轉到了位于西安門的香山慈幼院，后來又考上了位于西單手帕胡同的師大二附小（后改名為北京第二實驗小學）。

正陽書局40年代出版的北平分區地圖西四附近的局部。

磚塔胡同20號是一個帶小跨院的三進四合院。我們搬進去的時候，院里已經住進來很多家，我們在內院，先是住在較小的東屋（東廂房），沒多久西屋的欒先生一家就搬走了，我們家于是就升級到了較大的西屋（西廂房）。這邊共有六間，分前后兩排。進門的堂屋正對著門有一個半封閉的木制大炕，顯然是滿人喜歡睡炕的生活習慣的延續。父親把“炕”前面拉了一個簾子，在“炕”上摞了幾個箱子，放一些雜物，就作為儲藏室。我的房間在后排，從窗戶看出去是幾棵青竹。這個西屋最大的好處就是有包括抽水馬桶在內的西式衛生間，這在北京的四合院里一般是不多見的。

房東就是傅瑞卿，傅老爺子，旗人，我叫他傅爺爺，住內院北屋正房。記憶中，傅爺爺留著胡子，帶個眼鏡，總是穿著長袍，筆直的站在北屋的廊子上，一副極威嚴的樣子，我好像從來沒有看見過他笑。那時候我才不到十歲，當然完全不知道傅爺爺有那么多的閱歷，祖上有過那么多的輝煌，更不知道他有那么一肚子的苦水，現在想起來也難怪，人家祖上是為大清立過赫赫戰功的正紅旗，自己則是在宮里慈禧面前行走的人，司徒雷登的朋友，這會兒兒子、女兒、大孫子都遠在摸不著邊兒的地方，還怎么笑的出來，落魄英雄啊！還是到我長大以后，經我的二姨夫，曾在燕京大學任教的許寶揆先生告訴我，才知道了傅家和司徒雷登的親密關系，原來傅老爺子的大兒子傅徑波算是司徒雷登的干兒子。據

賀寶善先生的文章《司徒雷登校長與傅涇波》【3】介紹：“傅涇波先生（Philip Fugh，1900～1988，英文名是司徒所賜），名永清，北京滿族正紅旗人。祖父在“太平天國”之亂立功，封為鎮國公，建威大將軍，曾任甘肅鎮守使，傅老大名“涇波”是他祖父為紀念當年在甘肅為官多年而取，因為涇水，渭水流經甘肅，波瀾壯闊。父瑞卿公官居五品，常在宮中行走。一日，傅老僅兩歲，瑞卿公帶他入宮見慈禧，慈禧見他眉清目秀，甚喜，賜名永清，意永遠忠于大清。瑞卿公思想新穎，見國勢積弱，立志維新，信仰基督教，鼓勵子女接受新學，課余補讀中文，故傅老舊學根基扎實，在他紀念司徒詩文中可見一二。1917年（據傅履仁口述，應該是1918年【4】），傅老十七歲，一日，隨父在天津青年會聽司徒博士闡述“教育興國”之偉論，大為信服，隨即由北京大學轉入盔甲廠燕大攻讀.不幸患肺病，療養期間，司徒夫婦及司徒老太常來探望，并攜來牛油、牛奶及面包等營養品，傅老得以恢復健康，繼續學業。司徒老太又在課余教授他英文，1924年燕大政治系畢業。傅家長輩以司徒一家熱心照顧，時時告誡傅老，“受人一恩，終生圖報”之中國固有美德，自此兩家過從漸密，儼如一家人。”

典型的北京三進四合院，這個還真挺像磚塔胡同20號，左邊也是個車庫。只不過20號還有個東跨院。

住在北屋，服侍傅老爺子生活是傅大媽，這是院兒里人對他的稱呼，我是叫她傅奶奶。直到80年代以后，傅涇波和司徒雷登的傳奇故事逐漸為世人所知，我才知道，就在我們搬進磚塔胡同20號前不久，傅老爺子的兒媳婦劉倬漢女士（字云潔，18981996）帶著15歲的大孫子傅履仁剛剛離開中國不久，去美國和傅涇波團圓。和傅爺爺一起住在正房和耳房的還有一家四口，好像是傅家的女兒，女婿一家。男的姓齊，是一個很窩囊的主兒。他們育有一女一子，姐姐大名叫齊孟秋，小名悠悠，大概比我小4 5歲，院子里孩子很少，所以有時我們也一起玩。悠悠長得濃眉大眼，典型的北京妞兒，聽說后來上了戲校。她弟弟太小，和我玩兒不到一塊兒。

磚塔胡同曾經住過不少名人，最早的據說要算是關漢卿，《竇娥冤》就是在這兒完成的。魯迅住61號(現84號)，在這里寫了《祝福》、《中國小說史略》等作品。50年代初一直到1967年，鴛鴦蝴蝶派作家張恨水也曾居住在磚塔胡同43號(今95號)，直到他離世。我們家居住在磚塔胡同20號的時候，也沒有想到，這個小院竟是司徒雷登曾經經常光顧過的地方。正如傅鐸若女士所說：“后來司徒博士和我祖父成了朋友，搬到北京之后，經常到我們磚塔胡同的家里來。”可是在50年代的中國，誰還敢提司徒雷登這個名字。在

劉瑞琳女士所編寫的《徒雷登校長與傅涇波》【5】一文中，還記錄了這樣一段話：“1941年12月8日，日軍偷襲美國珍珠港，不宣而戰，司徒校務長（當年因政府不準外國人任中國大學之校長而改稱校務長）當日由天津返回北京，在火車站被捕。這天蕭正誼（臺灣人，會說日文）帶了日本憲兵去磚塔胡同傅家問傅老：“司徒在哪里”，傅回說“你是他燕大秘書，你應該知道校務長今天在哪里？”明顯地，他們已去過臨湖軒，未找到司徒，即進城去傅家。司徒被捕后與協和醫院的Dr.Holton及財務主管Mr.Bowen同時被囚在東城一大院之后罩房，傅老也被軟禁在家。隨時有日本憲兵隊荷槍來傅家，帶傅老去日本憲兵隊（今北大紅樓地下室及二樓）問話。鐸若回憶，一次她父親又被帶走一兩天不見回家，家中老小怕他受酷刑，正值小雪，天寒地凍，家中鴉雀無聲，蒼涼氣氛至今不忘。司徒與傅老監禁在不同地方三年八個月之久，幸有義仆沈世淇（原Dr.Holton之仆人，監禁時為Dr.Holton及司徒燒飯），藉每月回家一次之機會，悄悄夜訪傅老消息。當年傅老無工作，軟禁在家，幸有好友支援送米送面，得以渡過難關，不做漢奸，忠貞之風可佩。”由此可見傅家人之氣節。

下面這張照片攝于1954年，是晚年的司徒雷登博士（Dr.Leighton Stuart，一八七六——一九六二）和傅涇波一家人在一起，實際上他們已經融合成一家人。司徒雷登回到美國三個月以后就中風，從此臥床，他在傅家住了13年，生活全靠傅家人照顧，司徒雷登自己的親兒子反而只是偶爾來探視。許寶揆先生后來曾經告訴我，說傅涇波實際上就是司徒雷登的干兒子。傅涇波這也是盡了中國的孝道，體現了中國人的美德。

晚年的司徒雷登在美國得到傅涇波一家人無微不至的照顧，左起劉倬漢、司徒雷登，傅徑波，后排立者傅履仁（1954年）。

在北京，傅老爺子這邊，當時顯然是見不到這張照片的，也完全不知道兒子和孫子的情況。就在這一年的某一天，我下學回家，看到北屋的前廊下停著一個黑色的棺木，嚇了我一大跳！走過去一看，里面躺著的正是傅爺爺，我這才知道傅爺爺已經過世。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見到死人，所以印象極深，幼小的心靈里也產生了不小的恐懼。我當時哪里知道，這位威嚴的傅爺爺，不僅是祖上，自己也曾有過一世輝煌，司徒雷登也曾把他作為摯友。這樣一位老人就這樣無聲無息的走了。后來傅家的生活就每況日下，因為家里沒有一個人有穩定的職業，漸漸地已經不得不靠組裝礦石收音機或是糊紙盒為生。我看到他們家吃的飯菜也是越來越簡單，常常是只有一個炒水疙瘩絲的菜了。1957年，父親的單位蓋了家屬宿舍樓，我們就搬離了磚塔胡同。不久，地質部蓋禮堂，把20號就拆了，我后來聽說傅家搬到了東大橋一代的樓房，可就再也沒有機會見到他們。

母親在磚塔胡同20號的家中（1954年）。

院兒里和我們家關系最好的是住前院的莫家，男的叫莫東作，我叫他莫叔叔，是出身東北的一個富家子弟，中國圖片社的攝影記者，我們家在磚塔胡同的很多照片都是他拍的。莫伯母姓宋，是一個非常時尚的職業女性，常常是穿一身旗袍，娘家就是隔四個門甲24號的房東，后來我的兩個姨媽先后經她的介紹搬進了甲24號，住的是有衛生設備的北屋，條件不錯。我們和莫家的大人們有時候會串門聊天，我和他們的兩個女兒也特別好，就好像是我的兩個小妹妹。姐姐叫莫星辰，小名叫黔黔，比我小五歲。妹妹叫莫斗辰。院子里的孩子少，小黔黔就成了我的粉絲和跟班兒的。大概是我十一歲的時候，有一次我下學回家，正好看到有24號的幾個男孩子欺負小黔黔，于是我大打出手，和他們干了起來。如此的結果就是把人家鼻子打流血了，惹得他的家長找到我們家來告狀，這又正好趕上家父下班，他讓我鞠躬賠禮道歉，我則自以為有理而堅決不道歉，父親大怒，于是有了我記憶中唯一一次的被暴打，把我褲兜兒里的砸炮兒都打著火了。我覺得特別委屈，于是賭氣離家出走，溜出了磚塔胡同東口，一直走到了西單。這時候天漸漸地黑了，鳳吹在身上，真冷，我肚子里也咕嚕咕嚕餓的夠嗆了，流浪的滋味不好受啊，實在受不了了，沒辦法只好回家。一進門，就看見祖父也坐在那里，原來是父親發現我不見了以后立刻給祖父打了電話詢問。爺爺惦記大孫子，馬上就趕過來了。大人們見我回家了，也沒有再說我，只是讓我吃了東西睡覺。我一生中唯一一次“英雄救美”的故事就這樣灰溜溜的收場了。

父親、母親和我在磚塔胡同20號的院子里，背后是東廂房和進入東跨院和后院的門（1955年）。

我們家從東廂房搬到西廂房以后，母親就推薦了父親的同事兼好友鄭裕崢伯伯的親戚，鄭太太的堂兄汪傅曾先生搬進了東屋。汪伯伯是長沙的一個大少爺出身，上海交大土木系畢業，可惜生了嚴重的肺病，那年頭，肺病就像今天的癌癥，并沒有什么特效藥。汪先生只有賦閑在家養病，由一個叫李媽的保姆伺候生活。汪伯伯特別喜歡我，每當我在院子里玩，他都要拄著拐棍走到外面，遠遠地立在東屋的門口看著我玩，或是和藹地問我幾句關于學業的話。后來我們搬離了磚塔胡同，他還一直關心我的升學情況。鄭伯伯一家也住在磚塔胡同里的錢串子胡同，所以和我們家之間經常走動。盡管經歷了文革的苦難，家父和鄭伯伯兩位老人也都早已先后作古，但他們對國家的貢獻還是被認可。2004年，我隨幾位清華同學到密云水庫游玩，在水庫的大壩上，看到一座高聳的紀念碑，上面記錄了主要建設者的名字，我驚訝的發現家父和鄭伯伯兩位老人的名字都在其中，甚為欣慰。鄭伯伯家的一對子女比我大幾歲，都是我兒時的楷模，弟弟鄭斐能在師大附中時比我高三班，姐姐鄭培蒂在師大女附中，后來在北大西語系，改革開放以后從北大到電大教英語，成了家喻戶曉的人物。

2012年8月我和華寧與鄭培蒂、許世敏夫婦相聚在倫敦攝政公園。

住在后院的是李老師一家，記憶中男主人好像沒多久就病故了，只有母親支撐著一家。她的子女中和我最熟的是我叫她們六姐和八姐兩位。六姐大名叫李奉先，若干年后，在清華園里見到了她，比我高三班，在電6。八姐叫李奉惠，也比我大一兩歲，從小就戴付眼鏡，和我最熟，常帶著我玩，現在我還記得她帶我去什剎海游泳的情景。后來聽說她上了北醫，在朝陽醫院工作并退休。

院子里還住著兩位神秘的人物，一個是看門的老楊，牙都沒了，原來是個太監，好像一直就跟著傅家的傭人。另一位是張爺爺，留著很長的白胡子，氣宇不凡，是單身一個人，好像也是一個有閱歷的人，帶著一個聽話的哈巴狗住在東跨院。這兩個人后來沒多久就都過世了。

所以，磚塔胡同20號的住戶也還算“體面”，都是通過了傅老爺子“政審”的，或者是“關系戶“，并沒有發生傅鐸若女士想象中的“日瓦格醫生”現象。這個院子里，我是唯一的“狗都嫌“的適齡男孩兒，也就是最具有破壞性的分子了。記得又一次，天傍黑的時候，我看到一只野貓蹲坐在北屋的窗臺上，于是毫不猶豫地撿起一塊小石頭扔過去打貓。結果是貓沒打著，只聽嘩啦一聲，傅爺爺家的大窗戶玻璃就讓我給“cei”了！嚇得我趕緊跑回家，就聽見傅奶奶站在院子里喊：”誰干的？誰干的？“媽媽馬上跑過來問我：”是不是你？“我也只好承認了，因為這個院子里沒有第二個人會干這種事，只有我是可能的嫌疑犯。媽媽連忙拉我出去給傅奶奶道歉，又陪了玻璃才算了事。

胡同里有我兩個師大二附小的同學，一個是郎志倫，和我們家住的僅隔兩個門，23號，還有一個女生李云林。他們都是家境殷實的獨門獨院，所以下學以后我常到他們的家里去玩。一二年級的時候，郎志倫和我的家里還給我們包了個三輪車送我們一起上學，還在西單的“又一順”或是“同春園”包午飯，儼然兩個“小少爺”。記得有一次回家的路上有飛機撒傳單，我跳下三輪車就去搶傳單，結果拉三輪的到家后向我母親抱怨，說你們家的孩子我沒法兒拉了，太淘，出了事負不了責啊！三年級以后我們就開始坐公交了，三站地，西四到西單。郎志倫的確比我老實，后來我們又一起上了師大附中，可他后來沒能上大學，去了第一機床廠工作。50多年了，再也沒有見過他，也沒有他的消息。李云林的家也沒少去，那時候我們是兩小無猜，還沒有什么男女的概念。她有個弟弟端緒，也常一起玩。我還在她們家蹭過不少次飯，他媽媽做的黃花魚是一絕，蒜瓣肉，特別好吃，幾十年了，我還記得那個味道。云林有很多姐姐，小姐姐李琪林那時候就學芭蕾舞，后來成了中央芭蕾舞團的主要演員。她的大姐就是清華校友蘇文漪的母親。這幾年也常聽文漪提起“外婆的黃花魚”，可見的確是名不虛傳，不止我一個人是饞嘴。

還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就是在我們住在磚塔胡同的時候，有一個天津的陌生人到我們家來過幾次，找母親和我的姨媽，他帶個眼鏡，每次來都給我帶一點小禮物，幾本小人書或是幾支鉛筆，母親和姨媽都叫他段胖子。后來才從母親那里知道他是段祺瑞的孫子，也是母親和姨媽們小時候的玩伴。原來是個公子哥兒，49以后生活沒了著落，到北京來就是找朋友借錢的。聽說他后來文革時掃大街，不久就去世了。

呂家的男人們：叔叔們來磚塔胡同20號家中做客時合影（1955年）。左起：呂彥俊（父親）、呂彥杰（二叔叔）、我（前排）、呂彥斌（六叔叔）、呂彥倬（小叔叔）。

49年以后，首先迎來了“知識分子改造”的運動，父親全身心的投入其中。先是到湖南去參加土改，我清楚的記得父親回來的時候我撲到他的懷里的情景，他一身臟兮兮的灰色的干部服，抱起我來使勁用他的胡子蹭我的臉，我既疼又高興，接著他又從書包里掏出帶回來的“湖南特產”涼薯給我吃。他們那一代的中國知識分子，那時候都一心想建設一個美好的新中國。都在盲目的學習蘇聯，父親坐在馬桶上還在背俄語單詞。

修建十三陵水庫和密云水庫，父親都是總工程師之一。這是畫家葉淺予給父親的速寫，發表在1957年的《新觀察》上。

磚塔胡同可以算得上是北京最老最知名的胡同，元大都的時候就有了，以萬松老人的磚塔而得名。我們家的20號斜對著后來蓋的農墾部（最初是中國金屬進出口公司）。從我們家出去，一般都是走東口，快到胡同口路北有一個租小人書的鋪子，一分錢看一本，二分錢可以租回家看。然后就是一個山東饅頭店，那兒的開花饅頭特別好吃，奇怪的是現在開花饅頭這東西怎么就絕跡了，失傳了嗎？出了胡同的東口就是西四丁字街，右手是健生藥房和一個不大的乳品店，左手是個小飯館。馬路對面是紅樓電影院，56年又有了上海遷京的造寸服裝店。它的對面路北則永遠立著一個大電影廣告牌子，這就是50年代西四丁字街路口的地標。從磚塔胡同東口往北一直到西四牌樓，路西的人行道上有夜市大排檔。一到了晚上，誘人的香味兒就撲鼻而來，各種賣吃食的，大骨頭湯餛飩，鹵煮，爆肚等等等等，應有盡有。路西還集中了很多鋪子，從磚塔胡同東口往北，我記憶最深的有“中天理發館”、“同和居”、“電訊商店”和“二友居包子鋪”。“中天”一直是我理發的地方，樓下是男部，樓上是女部，去了以后先在長椅子上坐著排隊。“同和居”則是我們家經常去的飯館，有時候是僅僅買幾個烤饅頭或銀絲卷。我十歲過生日，祖父也是在“同和居”請的客。馬路東邊則有一個百貨商場和一個大副食店（50年代稱為“合作社”），賣肉類蔬菜、各種副食和油鹽醬醋。西四路口東南把角則有一個著名的西四魚店。50年代，對蝦既便宜個兒又大，母親常從那兒買回來做蔥燒對蝦。那個美味至今還記得清清楚楚。

舊時的西四牌樓，1954年就全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