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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拓展：

筆者有幸能查閱到中國大陸出版社在1990年代陸續出版的，流散、分藏于各國圖書館的敦煌文獻。筆者所見，有：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法國國家圖書館藏、俄國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藏、北京大學藏、上海博物館藏、天津藝術博物館藏、浙江藏，以及中國大陸在1998年全文翻譯出版的英國斯坦因《西域考古圖記》（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希望在敦煌文獻里查閱古代雕版印刷術的資料；如果客觀條件允許的話，還打算進一步研究古代文字與文字處理技術相互關系；因為大量封存而保留下來的敦煌文獻，就表現出古代真實具體的歷史文字字樣，它們是古代文字技術的具體結果。并且，筆者覺得，在中外眾多研究敦煌文獻的學者里，可能還沒有人從文字與文字技術關系的角度來研究敦煌文獻。

觸動金岷氏研究敦煌文獻的動因，極為偶然，卻又表現出必然。從必然性的角度去看，金岷氏從工程技術去研究漢字和漢字文化，凡是涉及漢字不同歷史形態；涉及生成出漢字字形的歷代技術，包括 材料、工具和操作技藝，這些形而下；以及漢字和漢字詞匯、漢字文本的蘊含理念形而上，都有可能去（必然）研究。而涉及敦煌文獻研究的偶然性，則是有一位知名度很高的日本漢學家 藤枝晃 的一句狂言。

金岷氏最早接觸日本學者藤枝晃的學說，是其一本漢譯過來的書《漢字的文化史》（知識出版社1991）.藤枝教授在該書里，把殷商甲骨文書 稱為“與神袛的對話”，這個簡潔而確切的定義，令金岷氏敬服。金岷氏曾經瀏覽了這本書。后來，從別的資料上看到，藤枝晃教授在一次國際敦煌學術會議上，傲然的說，敦煌在中國，但是敦煌學在日本。這句話激勵了許多中國學者，在敦煌研究上下功夫。

敦煌學的研究，一個重要的前提條件是要有機會接觸敦煌文獻；而國內許多學人卻沒有這方面的條件。偶然的機會，金岷氏接觸了一些敦煌文獻資料，于是從金岷氏熟悉的印刷技術因素入手，首先從敦煌印刷文書與唐宋印刷術切入對敦煌文獻的探討與研究。

唯物辯證法里，有關于必然性與偶然性的論述。金岷氏正是從偶然的一句話，激勵出對敦煌文書蘊含漢字文化的必然研究。

一、著名的咸通九年王玠造印金剛經

圖一：標明了印制年代的最早印刷品《咸通金剛經》

在中國大陸出版的書籍里，對于“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為二親敬造普施”的《金剛經》（以下簡稱咸通印經），多數存在著兩方面對讀者的誤導。

其一，有些書稱，這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準確的說法應該為——這是明確記錄了印制年代的最早印刷品。咸通九年，是公元868年；現代科學考古發現過好幾起早于868年的印刷品，但是那些年代早于咸通九年的印刷品本身并沒有刻印記錄印制年代。

其二，咸通印經是卷軸制的書籍，在其卷首是一幅刻印精美的佛主講經圖，卷末尾是王玠造經普施的記錄。但是，當代研究者在采用這軸經卷作為新出版書籍的插圖時，往往只截取了卷首圖畫和末尾的文字，而沒有顯示出唐代的書籍形態是卷軸形式。于是，有的現代讀者誤認為唐代印刷書籍是線裝書的形式；而實際上線裝書的冊頁式書籍裝幀形式是在宋代才出現的。甚至，2004年，西安建造仿唐風格的大雁塔北廣場，在廣場中軸線北端，置放了一本青銅線裝書的現代雕塑。用線裝書來裝飾唐代風格的廣場，給西安這座歷史文化名城帶來負面的影響，它意味著在西安承擔青銅線裝書雕塑創意的一些現代文化人和雕塑家里，還缺乏必要的歷史文化知識。

筆者從斯坦因《西域考古圖記》里拍下了咸通印經卷首圖畫和經卷軸（圖一）。后來，尋找到了中國臺灣復制的咸通印經全卷，拍下了卷未標明“咸通九年王玠為二親敬造普施”的題識。

二、幾件同一印版的印刷品

在敦煌文獻里，初步見到了幾起由同一塊印版印刷出來的佛教印刷品。

1、觀世音菩薩雕版印刷像

圖二：分別藏于英國（左）和法國（右）的同印版觀音菩薩像

在英國斯坦因劫走的敦煌文獻里，編號為 ch.liv 0010 的是一幅保存完整的觀世音菩薩像印刷品。同樣圖像的印刷品，在法國伯希和劫走的敦煌文獻里也有一件，編號為 Pel.chin.4514(9.12) 。這兩張印刷的觀世音菩薩像都保存得較完整。

2、文殊菩薩像供養紙

圖三匯集了同一印版印刷出的三張文殊菩薩像供養紙。圖中間較為完整的印品現藏英國國家圖書館，斯坦因對該文獻的編號為：ch.00151；左右兩側的殘頁，藏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左側者編號為： Дx 01415 ；右側者編號為：Д x 03034

圖三：分別藏于英國（中間）和俄國的同一印版印刷佛教文獻

筆者在中國本土時，所接觸的敦煌文獻研究資料里，涉及到英國斯坦因和法國伯希和藏品的文章多一些，涉及對俄藏敦煌文獻研究的人相對少一些（當然，這是筆者個人見聞范圍的限制，況且此前筆者沒有條件作敦煌文獻的查閱與研究）。揣測，在以往的敦煌文獻研究者里，大概還沒有人注意到斯坦因藏品和俄國藏品里，有同一塊印版印刷出來的三件印刷品，它們流落到了不同的國家，此前彼此不知道對方的消息。

3、大圣毗沙門天王像印品

題為《大圣毗沙門天王》的雕像和題記的印刷品，現存兩張殘頁，分別流落在英國和法國。流落英國的，是上半頁，有天王像；斯坦因編號為：ch 00150。從殘頁的底部可以看到，畫像之下還有文字部分，但從張頁被裁斷的界線上僅能見到字頂的隱約跡象，并能看到文字行之間的界線。

流落在法國的，是另一張下半部殘頁，殘頁的上部是畫像的大腿以下，殘留的這部分畫像與英藏 ch 00150 畫像的細節一致，故可以認定這兩張不同的殘頁印刷品是出于同一印刷版。法藏半頁的下部為文字，其中記載了印制日期“大晉開運四年丁未歲七月十五日紀”。法藏“毗沙門天王像”的伯希和編號為：Pel. Chin 3879。

由于印刷品里注明了制作日期，為文物考古斷代帶來了極大的方便性與準確性。這種標有明確制作日期的文物，往往成為比照和分析判斷其它文物的參照標準，郭沫若把這種能確定年代的文物稱作“（考古）標準器”。

查《中國歷代帝王年號手冊》，史上曾有兩個帝王使用過“開運”年號，后晉·出帝石重貴的“開運”年號符合文里“大晉開運四年”，因此《大圣毗沙門天王》雕版畫像印紙應是五代時期的后晉物品。另一個“開運”年號，是西夏·景宗李元昊使用，只有公元1034年被其定為“開運元年”，次年的年號改為了“廣運元年”。再細查“開運四年”所對應的公元年份，卻發現《中國歷代帝王年號手冊》里只有“開運三年，丙午”，對應AD946；下一年，即AD947，已經改朝換代成了后漢劉知遠的“天福十二年，丁未”。筆者分析該敦煌印紙里出現的“大晉開運四年丁未”，在當時有兩種可能情況：其一，出現后漢劉知遠取代后晉石重貴的改朝換代，不是在AD947的年初發生，年初時還會自然而然地確定沿用后晉的年號順序叫做“開運四年”。在敦煌地區印經刻板的七月，也仍然使用了“開運四年”。當改朝換代事件發生之后，后世的史籍則會使用新朝代的年號而廢棄舊朝代的（過時）年號。其二，歷史上的五代十國時期，是中國社會大動蕩的時期，中國北方在很短暫的五十三年里（AD907~AD960）出現了五個短命的軍閥割據王朝：后梁、后唐、后晉、后漢、后周。后晉在“開運四年”被后漢取代，但是敦煌邊地不一定馬上就能隨中原腹地一樣立刻變更年號；要到新朝廷的中央政權鞏固了，才有余力顧及把政令推行到邊地；恰好，取代后晉的那個后漢又是在五代十國歷史時期最短命的“王朝”，歷兩帝總共才五年；后漢王朝短命的五年里，其政令能否推行到敦煌地區，是一個可以從敦煌文獻里去進一步考查的問題，但這已不屬于本文的任務。

圖四，流落在英國（上）和法國（下）的同版印刷品殘頁

４、斯坦因藏品里的兩張相同畫像印刷品

在斯坦因的《西域考古圖記》原著里，有一張照片，顯示了兩張一模一樣的觀音菩薩供養像。茲摘錄如圖五。這兩張觀音菩薩的供養像，在斯坦因的編號里為 ch 00150 a.b ，并注明是粘貼在 ch00150 的背面（即前文里提到的毗沙門天王像供養紙的背面）。

依照斯坦因自己的注釋，兩張觀音菩薩的供養像是同時粘貼在另一天王供養紙的背面，表明他也見到了這種印刷出來的宗教文獻，并且作了相同文件的歸攏。那么，斯氏是否對于大量手寫經卷之外的印刷品給以了特別的關注呢，如果客觀條件和時間允許的話，筆者將進一步探查斯氏本人及其他敦煌文獻研究者對于敦煌文獻里的印刷品的看法。

圖五，斯坦因見到的佛教圖畫文字同版印刷品

圖五表明，觀音菩薩的供養像是由不同個體的信仰者兼供養者在取得了菩薩像以后，分別把她裝裱起來再虔誠地供養（現在叫“供奉”吧？）。這種有菩薩圖形，又有供養意愿文字的供養用紙，在社會中下層的佛教信眾里獲得了廣泛的采用，這是雕版印刷技術從隋唐時代起長足發展的一方面社會原因，筆者在下節會著重討論。

三、從敦煌文獻里的佛教印刷品，窺測早期的雕版印刷術發展里的宗教因素

現在所見的敦煌文獻，絕大多數是手寫文書，只有很少一部分是早期的雕版印刷品。所見到的藏于各國敦煌漢文文獻里，也有漢語言文字學方面的印刷圖書《切韻》，如法藏 Pel.chin 2015 《大唐刊謬補缺〈切韻〉》；推測，既然對于《切韻》一書的刊謬補缺都有了印刷文本，那么《切韻》的正文也當然會有印刷文本，但不知敦煌文獻里是否會有印刷文本的《切韻》。在敦煌文獻的印刷品里，所占比例最大的仍然是涉及宗教的文卷，這些珍貴的資料對于筆者探討古代中國印刷術的發明與推廣的歷史進程里，關于宗教因素的作用，以及中華佛教對于中華文化的貢獻，這兩個方面的學術問題，都是很有說明力量的歷史實物證據。

1、對于咸通印經卷的討論

咸通印經是一卷較為長篇的佛教經卷《金剛經》，這是世界聞名的一部佛經印刷品。咸通印經卷特別珍貴的文物價值，筆者以為體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這是世界上目前能見到的明確刻印了印制年代的最早印刷品。

第二，經卷首的佛講經說法圖畫，是一幅藝術性很高的刻印圖畫。咸通印經的卷首圖畫，被許多印刷史的論文和書籍引用，用以說明早期雕版印刷術表現圖畫的功能和印刷圖畫的精美性。也屢被版畫史的書籍引用。

第三，咸通印經卷的書籍裝幀形式明確地顯示了，早期印刷文卷的裝幀形式仍然是遵從手寫經卷的裝幀形式，即卷軸制式的裝幀。這說明了任何新文字處理技術的采用，都要從處理好現行的固有文字著手，逐步發展起來；好些新技術首先要能滿足制造傳統（舊式）產品(也就是社會通用文字)的要求，才會得到習慣使用傳統文字的人來認可和接受，因而自然會帶有傳統技術的影響并保留著傳統技術的痕跡。雕版印刷術經過了三四百年的發展，在宋朝出現了冊頁形式的線裝書，這是新文字技術對書籍形態的影響之具體表現———雕版印刷既然是逐版印刷出來，自然以“版”頁為裝訂的獨立單元，比把不同的版頁單元再串聯成卷軸，更方便于書籍的裝幀制作和保管，特別是冊頁式的書籍方便了閱讀。———新的先進技術在遵從了舊有的傳統技術之后，會以自己的技術優勢突破舊有傳統的束縛，發展出適合自己的新形式，甚至發展成為新的制式。———這個觀點，是筆者在1988年首次研究印刷術促使漢字出現了印刷體，這種文字與文字技術的相互關系，那時就強烈地感受到新技術的力量。（見《中國印刷》季刊198805：林川《文字處理技術對漢字字形演變的影響》。）

隋唐時代先進的雕版印刷技術的逐步廣泛使用，終于在宋 代使中國的書籍形制方面產生了兩種新產品：其一，產生了冊頁式的書籍新形態，方便于書籍的制造、保管，更給讀者閱讀書籍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方便———這是物質性的產品，形而下；其二，產生了冊頁式書籍形制的新觀念，使得冊頁式書籍成為宋代之后書籍的新形制，一直使用到今天的紙質書籍———這是精神性的產品，即產生了新的觀念，形而上。印刷技術對中國書籍形態的影響與印刷技術對中國文字形態的影響相比較，它們非常相似，甚至可以說對于兩方面的影響是一致的。

再從這里進一步討論。第一方面，無論是漢字印刷體的出現還是古代書籍演變成為冊頁形制，都是先有形而下的探討和實現，才引發了形而上的觀念變化，出現新的觀念；這是物質是第一性的哲學原理的具體表現。第二方面，只有當新的觀念（形而上）能沖破舊觀念的束縛，發展成為社會接受的，并成為社會的主流觀念，印刷字體在書本上，以及冊頁式書籍在圖書制造里，才會成為社會的主流形式。

從中國的文字技術史來看，隋唐時期發明的雕版印刷術，是在三四百年之后才形成了書籍的冊頁形制，是在九百多年之后才在印刷書籍上使用的文字里出現了專門的印刷字體，這種觀念轉變的過程漫長而緩慢。當然，現代的科學技術以比古代強烈得多的力度，迅速地出現新的技術和新的技術產品，并且迅速地改變人們的觀念；與古代的技術緩慢發展相比，是天壤之別。但是技術、技術產品與社會觀念之間的關系，筆者以為古今仍然是一致的。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觀念，比“階級斗爭是社會發展的動力”的觀念符合客觀實際；而且“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也是沖破了曾經禁錮了中國人頭腦的“階級斗爭是社會發展的動力”那種傳統觀念，才出現了中國今天的經濟快速增長。

第四，與敦煌文獻里其它的隋唐時代雕版印刷宗教文件相比較，咸通印經卷是一部長篇的經文書籍。在早期的雕版印刷經卷里，短篇、單葉的占多數，少有長篇經文的付印，這益發顯得咸通印經卷的稀有和珍貴。筆者揣測，這可能與早期雕造印刷版的費用高昂（新技術的初期往往如此）有關，尤其是要雕造多塊印版來印刷長篇經文，費用會特別大。于是，在敦煌文獻堆里可以看到，隋唐時代大部頭的佛經幾乎都是手抄文本。從制造成本的角度來看，抄寫單部佛經的費用顯然比雕版印刷的費用要低得多；只有在不必計較雕版費用的某種特別情況下，才有可能雕版印長經。基于這樣的分析，也是從咸通印經卷本身去找到了支持筆者觀點的證據———卷末文“咸通九年四月十三日，王玠為二親敬造普施”，“普施”兩個字說明了對《金剛經》一書有著大量復本的需求，那么采用印刷復制的技術，就比手抄復制多份文本要方便和快當得多；“普施”兩個字還說明，是一個施主王玠承擔了刻印《金剛經》的全部費用，于是長篇大部佛經的昂貴印刷費用壁壘才得以打破，才有了著落，才印行了、留世了寶貴的咸通印經這種稀少的長卷，也才能在當時大量地“普施”出去。

今天，應該感謝這位留下了姓名的唐人王玠，為中華，為全人類留下了彌足珍貴的、有明確時間證據的最早印刷長篇佛經文獻，還帶有佛像圖畫具有故事情景。

2、早期雕版印刷術涉及的宗教因素

當筆者把散落、分藏在各國的敦煌文獻里同版印刷品搜尋、歸攏、剪輯起來后，覺得能更清楚地看出宗教因素在雕版印刷術的發明和發展方面的促進作用。本文所搜集的幾種同版印刷的印刷品，都是單葉的形式，又都帶有圖形。于是從印刷品的形式入手，去察看宗教因素的作用。

首先從經濟角度來分析。筆者從經濟的因素考慮古代中國的四大發明時感到，能在中國古代社會發展起來的發明創造，都是要在社會的推廣使用里能幫助使用者獲得較大的實際經濟效益。如前所述，印刷版的雕造成本會很高的，如果不是要求得到多份復本的情況，一般的手寫抄本會比印刷復本來得快來得便宜。但是，抄寫文本的經生遇到帶有圖像的文本時，并非每一位抄寫者都有畫圖的技能，于是出現了把圖形刻版蓋印在紙上，再抄上文字的這種混合文本形式。例如英藏 s413的首尾都有蓋印的佛像。從技術上的進一步考慮，在佛像的下方增刻上供養人的意愿文字，就把單純的佛像印刷變為了一種供養紙的印刷；佛教信眾通過捐捨較為低廉的功德錢款，就能取得這種單葉供養紙。于是這種單版單葉的印刷品會成為寺廟向信眾廣泛推出的宗教印刷品，這是雕版印刷術適應宗教的需要而產生的有圖有文的印刷品，在敦煌文獻里也是數量占多數的印刷品。寺院利用雕版印出的各種單葉供養紙，就可以從普通信眾那里取得普通人能承擔得起的功德錢款，而把供養紙交給付出功德錢的人。

至于長篇的《金剛經》卷，就只有象王玠那樣完全承擔了所有費用的施主，才有可能實施制版印刷；如果王玠不出錢，恐怕就不會有咸通經卷的印刷。或者換句話來表述———中國早期的印刷品里，各種供養紙、公認形式和內容的發愿文告等等的印刷，很可能是宗教界里最流行最廣泛的（實質上的）商品性印刷物；雖然對于佛像供養紙的流通與市場交換，不能世俗地稱為“買”和“賣”，然而在行了功德（錢）之后才取得供養紙，這就是實質上貨幣與商品之間的交換。而這種印刷品供養紙的商品市場，無論從印制的“作坊”方面來看，還是從“顧客”的需求方面來看，無疑都比文化書籍和經典書籍數量宏大面積廣泛。因為連不識字的佛教信眾也可以在家里供奉菩薩像紙。商品性質的印刷并取得了經濟利益，是雕版印刷術能發展推廣的重要因素，宗教印刷品商品則是印刷商品里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在后世，陸續出現了大寺院雕印大部頭的佛經，為中華佛教文化乃至中華文化積累下寶貴的歷史財富，這些大型佛經雖然超出了商品的范圍，但是印經的寺院必須要有雄厚的財力，為此必須事先募集好刻印佛經的財務費用。從單葉供養紙的大量和普遍印刷，到咸通印刷整部頭的中篇《金剛經》，再到印刷大部頭的佛經，宗教性的印刷事務是促進古代中國印刷技術發展的一股重要力量。

再從文字復制技術來分析。手工抄寫，是最古老最基礎的文字文本復制技術方式，一次只能復制出一個副本。文字抄寫還相對好辦一些，只要會寫字，都可以復制；不論字形美觀的好壞；敦煌經卷里也有許多字形不好看的，但總算是寫出了文本。手抄技術甚至出現了以抄寫為職業的社會人群，稱之為“經生”，在敦煌手抄經卷里就有“經生 ”的署名。但是，佛像的復制卻比文字復制麻煩，最起碼不允許損害佛菩薩形象的手畫像，不是誰都有能力畫佛像；進而還有一個圖畫的美觀問題。于是，把佛像雕刻成印章成為了雕版印刷術在佛教里應用的重要場合，有了這種比手抄手描（圖畫）更先進的圖文復制技術，可以方便獲得大量圖文共展的文本，而且這種技術又在佛教里有廣闊的應用市場，于是雕版印刷術與佛教傳播及弘揚之間形成了相互促進相互提高的良性循環。這種印刷術與宗教之間相互促進的關系，不但在雕版印刷術發明的初期是這樣，在歷史發展的后來仍然是這樣，直至西方近代的工業印刷技術取代了傳統的印刷技術。今天，進入了計算機綜合處理圖形和文字的新技術時代，自然地應用了這種嶄新的先進技術來印刷佛經；與歷史不同的是，由專門從事工程技術研究的人發展出了先進的圖形和文字處理技術，被宗教界采用，而不再是宗教印刷來促進印刷術的發展。

當然，古代中國雕版印刷術的發明和發展，并不僅只是宗教這個單一因素的作用，還有官方和民間對文化經籍的需求，還有科舉考試的需求，此外還有社會世俗的需求（如歷日印紙，筆者在《一本偶然得到的當代民間木刻歷書》有論述，見光明網·論文發表中心http://www.gmw.cn/03pindao/lunwen/show.asp?id=2988，或光明網·金岷彬的blog：http://blog.gmw.cn/u/3711/index.html）。

筆者以此文章來說明，從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所獲取的敦煌文獻資料，和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見到的臺灣復制咸通金剛經，在普通讀者能接觸到的圖書資料方面，是一種很稀缺的圖書資源，由此謹向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表示謝忱。

金岷彬 20081030 SECAUCUS 小鎮，新澤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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