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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拓展：

1869年夏末，一篇震驚大西洋兩岸文壇的雄文——《拜倫夫人的生活真相》（“ThetruestoryofLa?dyByron’slife”）在美國《大西洋月刊》和英國《麥克米蘭雜志》同時發表：文章指控英國詩人拜倫與其同父異母之姊奧古絲塔·利（AugustaLeigh）曾發生亂倫關系。文章的作者是以《湯姆叔叔的小屋》而享譽世界文壇的斯托夫人（HarrietBeech?erStowe）。

斯托夫人聲稱，《拜倫夫人的生活真相》一文創作動機源于拜倫情婦特雷莎·圭喬利伯爵夫人(Count?essTeresaGuiccioli)此前一年在意大利出版的回憶錄《回憶拜倫勛爵》。書中將拜倫夫婦半個世紀前沸沸揚揚的“分居事件”歸咎于拜倫夫人“冷酷無情”，并指斥拜倫夫人“是女性中的異類，是道德敗壞的余孽”。由于拜倫夫人（17921860）生前對個人隱私一直保持緘默，斯托夫人決定將19世紀50年代與拜倫夫人的談話公之于世——她要為生前飽受恥辱、身后橫遭詆毀的拜倫夫人充當“文學代理人”。

此時斯托夫人在美國文壇的處境相當微妙。早在19世紀40年代，家學淵源的斯托夫人便以一部描繪清教場景的《五月花》（1843）蜚聲文壇。受友人邀約，《湯姆叔叔的小屋》最初以副標題《不被當人看的人》(TheManThatWasaThing)在報刊連載，1852年以《湯姆叔叔的小屋，或卑賤者的生活》（UncleTom’sCabin;or,LifeAmongtheLowly）為題由約翰·P.朱厄特公司正式出版。《湯姆叔叔的小屋》為她贏得世界性聲譽，但在南方，此書卻遭到惡意抨擊和普遍抵制。如南方小說家威廉·吉爾摩·西姆斯(William GilmoreSimms)創作反《湯姆叔叔的小屋》的作品《劍與拉線棒》（TheSwordandtheDis?taf,f1853），以此駁斥斯托夫人對南方的污蔑，并指斥斯托夫人是“虛偽成性的北方人的化身”。同時，小說也被許多人“誤讀”，如當時尚未成名的精神病醫生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認為：他的一些具有施虐受虐傾向的病人極有可能受到書中鞭打奴隸場景刻畫的影響。

另外，一些別有用心的批評家宣稱斯托夫人書中情節盡是“編造”：斯托夫人本人壓根就沒有到過南方，更沒有親眼見過南方種植園；而且，斯托夫人并非是在她辛辛那提府上（此處距離蓄奴州肯塔基不過一河之隔）而是在新英格蘭家中——主要基于一本逃亡黑奴的筆記——完成這部著作。更為嚴重的是，關于1862年林肯總統稱她是“引發這場大戰的小婦人”(Sothisisthelittleladywhostartedthisgreatwar)的傳聞，原本出自斯托夫人兒子的回憶，但是歷史學家經過研究發現：斯托夫人在會見林肯數小時后寫給丈夫的書信，并未提及總統的這句名言；史料中也找不到其他任何佐證支持這一說法。為了回應公眾質疑，斯托夫人于1853年發表《〈湯姆叔叔的小屋〉題解》（AKeytoUncleTom’sCabin），引用報刊文章、私人信件乃至庭審記錄等大量材料，證明小說所揭露的事實并非虛構，由此力駁“臆造”之說。盡管《題解》與《湯姆叔叔的小屋》一樣在市場大獲成功，但仍有明眼人洞察：其中若干資料乃是小說完成之后添加，因此作偽之嫌疑猶未洗脫。

1856年，斯托夫人應邀訪問英國。此行除了洽談代理版權和商務合作，她也借機與英國名流尤其是婦女代表進行了廣泛接觸，其中包括小說家喬治·艾略特、社會學家哈利特·馬蒂諾，以及拜倫夫人。拜倫夫人（閨名安·米爾班克）出身名門，自幼天生聰慧，父母為其延請劍橋教授精心培養。她在數理方面造詣驚人，婚前被拜倫戲稱為“平行四邊形公主”——二人所生之女埃達（Ada）日后成為世界上第一位計算機程序員（1980年代美國軍方制作的計算機編程語言即以她命名）。作為一名虔誠的基督徒，拜倫夫人不僅學識淵博，而且立身嚴謹，與放蕩不羈的詩人恰成對比——1812年，拜倫出版成名作《恰爾德·哈羅德游記》第一章和第二章，一時間聲名大噪——文學史上至今流傳他志得意滿的金句：“一夜夢醒，天下揚名。”

由于琴瑟不調，拜倫在婚后一段時間陷入抑郁，并被夫人斷定為精神失常：他的神經似乎永遠處于躁動之中，鴉片和酗酒是緩解焦躁的方法，但客觀上卻加劇了情緒的惡化。拜倫夫人在女兒出生未久便搬離紐斯特德（Newstead）莊園，并提議二人分居。分居事件在上流社會引發震動。拜倫一怒之下，決意遠離英倫：一方面逃避輿論壓力，一方面去追尋向往的自由。詩人將分居協議條款商洽之事委托友人、《論德國》作者斯塔爾夫人代勞。1819年，拜倫游歷意大利期間，結識特雷莎·圭喬利伯爵夫人（芳齡十八），二人一見傾心。根據意大利習俗，伯爵夫人在征得父親及丈夫同意后，正式成為拜倫情婦（詩人則甘作她的“貼身騎士”）。據說直至拜倫逝世之后，伯爵在社交圈的開場白通常都是：“這是我太太。她曾是拜倫的情婦。”

根據斯托夫人的記載，拜倫夫人在談話中證實早在夫婦二人結婚之前，拜倫與奧古絲塔·利便有私情，并育有一女，名為梅朵拉（Me?dora）。更為駭人聽聞的是，拜倫的婚事乃是利一力促成，其目的在于掩蓋丑聞。而拜倫夫人之所以下定決心與詩人分居，正是由于她無意中窺破了這一秘密。這一秘密在她心底埋藏若干年，因此她也希望斯托夫人能信守諾言，絕不外泄。

斯托夫人坦承對于公開發表與拜倫夫人的私人談話內容深表遺憾，但同時又指出，作為具有高度道德感的知識女性，她有義務為友人打抱不平，何況這也是為所有遭受不公待遇的女性伸張正義。遺憾的是，斯托夫人正義滿滿的道德文章并未取得預期效果。在英國，著名作家喬治·艾略特認為斯托夫人文中所述多系道聽途說，不足為信——如竭力促成拜倫婚事的并非奧古絲塔·利，而是社交名媛墨爾本勛爵夫人，此乃人所共知的事實。艾略特指責斯托夫人文章“侵犯拜倫家族隱私”，并公開宣布與之劃清界限。與此同時，英國媒體對斯托夫人更是大肆譏諷，因為她不僅“忘恩負義”“賣友求榮”，而且惡詆死者（“拜倫名聲的暗殺者”）——居心何其險惡。

在美國，約一萬五千名訂戶憤然取消訂閱刊載過斯托夫人這篇文章的《大西洋月刊》以示抗議，可見其已觸犯眾怒。為迎合觀眾需求，紐約坦馬尼（Tammany）劇場在每場原定演出之前加演一段文壇“公案”，而每一次斯托夫人扮演者粉墨登場，臺下必定噓聲四起。更有好事者作《拜倫的答辯》（“LordByron’sDefence”），用《唐璜》韻步作答——譏諷斯托夫人穿鑿附會。最滑稽的是報刊登載的“高仿文”，題為《莎士比亞夫人的生活真相》（“ThetruestoryofMrs.Shakespeare’slife”），借莎翁夫人之口，指控劇作家莎士比亞是一系列謀殺案的“真兇”——包括殘忍殺害其競爭對手、同時代著名劇作家克里斯托弗·馬婁。文章作者模仿斯托夫人從拜倫詩中找證據的手法，從《麥克白》《理查三世》等歷史劇中“發現”若干與謀殺相關的描述。該文考據論證煞有介事，諷刺也入木三分，一時廣為流傳。

當然，所有反對派中殺傷力最強的還是“陰謀論”者：他們不單單指控斯托夫人發覆隱私、嘩眾取寵，更指斥此舉“純粹出于商業動機”——《拜倫夫人的生活真相》一文單篇稿酬高達250英鎊，令人咋舌——日后美國著名文學批評家埃德蒙·威爾遜宣稱斯托夫人“是一位出色的生意人”；《美國文學作品選集》評價她“是一位精明的女商人，在與出版商討價還價方面，遠比庫珀、梅爾維爾和歐文更為成功”，足見所言不虛。陰謀論者的論據極為簡單粗暴：因為同時代女作家范尼·費恩新近推出紀實小說（romanàclef）《露絲·霍爾》（RuthHall）——靠自曝家丑（攻擊其兄長、紐約著名報人N.P.威利斯）贏得市場，斯托夫人一定也想憑借“獵奇”來吸引眼球。

為反擊各方對她的惡言相詆，經過大半年時間搜羅查證，斯托夫人于次年推出《為拜倫夫人辯護》一書，厚達480余頁——其卷首語宣稱：“既然默認等同于犯罪，就讓我代替拜倫夫人向世人揭示真相”（...since silenceisthe crime,IthoughtIwould tell the worldthatLadyByronhadspoken）。該書表面是為拜倫夫人辯護，實則自辯。書中廣泛引用（直引加間引）書信、日記、訪談乃至法律文書，內容不可謂不豐瞻，但總體“松散、不連貫”，既缺乏邏輯條理，更缺乏文采。整部作品無非是資料的羅列和堆砌，平鋪直敘，有違亨利·詹姆斯所謂“作品的生命在于戲劇性張力”這一文學原理，難以卒讀。當然書中也采用了若干修辭手法，試圖訴諸情感，喚起讀者的強烈共鳴——二十年后以紐約著名新聞記者雅各布·里斯（JacobRiis）《另一半怎樣生活》（HowtheOtherHalfLives，1890）為代表的美國新聞紀實主義筆法一度相當走紅，然而在斯托夫人生活的年代，這一手法尚未大行于世。比如文中反復使用“你，我的姐妹，怎么能忍受我們的女兒受此侮辱？”之類呼語及反詰句，可惜讀者并不領情，相反益發堅信作者乃是“裝腔作勢、自欺欺人”——因為她辜負了拜倫夫人臨終所托。

照美國人向來的看法，私房話或私人信函之類“隱私”，本不該用于公開發表出版，更何況其中還摻雜若干“掠奪式”的強制闡釋：斷章取義以及大量推測臆斷嚴重削弱了文本的可信度。甚至書中為增強客觀性而使用的法律語言也遭到詬病：斯托夫人聲稱“我承認并證實”，親朋好友成為“證人”，私下言談成為“證詞”（其實屬于不告而取或“非法取證”）——顯然有違朋友之道。盡管斯托夫人宣稱她只是“文學代理人”（因為拜倫夫人未能留下回憶錄），她本人亦自稱中立者（本書的客觀公正，“只有上帝知道”），事實上她也的確希望能夠兩全其美：通過冷靜的敘述和嚴密的推論曉之以理，再加以文學性的描述動之以情，但孰料讀者群中頗多浪漫派詩歌的狂熱粉絲（aficionado），義憤填膺欲為“偶像”拜倫打抱不平，而斯托夫人之“辯護”，乃陷于越描越黑的境地。與此同時，評論界也推波助瀾，將《生活真相》一文譏諷為小說家“最后的羅曼司”，而將《辯護》稱為女作家平生最后一出“道德大戲”——到劇終落幕之時，斯托夫人的文學聲望已“難以修復”。

當然，為斯托夫人辯護者也不乏其人。如女權運動先驅伊麗莎白·卡迪·斯坦頓贊同《辯護》，并且堅信當下婚姻制度對女性不公（婚姻無異于“合法的賣淫”），必須進行改革。與斯托夫人一道強烈主張廢奴的著名女作家莉迪亞·蔡爾德也相信拜倫夫人遭受冤屈，必須為之伸張正義。此外，斯托夫人家族的親朋故舊亦紛紛撰文，抗議報刊媒體對一位蜚聲海外的美國作家進行“圍剿”，可惜這樣零星的抗議淹沒在一片討伐聲中，并未能平息事態。

與美國評論界的道德評判相比，英國評論界更多從經濟利益角度評判：先是《每日電訊報》含糊其辭地暗示，斯托夫人之辯護乃是出于“尋利”（profitseeking）之目的。倫敦《回聲報》（Echo）旋即爆料她的稿酬收入，進一步坐實其寫作乃是為經濟利益所驅動。久負盛名的《泰晤士報》指責她炫耀與上流社會的密切關系（友誼），目的無非是自抬身價——真正的名門淑女根本不愿與聞此事（亂倫），更不會當眾討論。這場輿論圍剿戰役的高潮是1869年9月英國著名雜志《諧趣》（Fun）刊載的一幅漫畫：畫中面目猙獰的老婦人攀爬拜倫雕像，在潔白的大理石底座及像身留下骯臟腳印，并試圖用手中雨傘勾搭詩人肩膀（隱喻欲與詩人試比高）——漫畫下方有一行醒目大字：“喂，老東西，你想出名，最好換個地方，不要在此留下骯臟的爪印！”漫畫的標題是《住手！》（Stoweit!）——其雙關意味不言而喻（斯托夫人的姓氏Stowe與英文單詞stow發音相同，stow意為“儲存、封閉或制止”）。

或許因為心緒不寧的緣故，再加上時間倉促，《辯護》被譏為“廉價小說”，因為文中瑕疵所在皆是，大失名家水準：比如斯托夫人就拜倫夫婦分居事件繪制的時間軸（timeline）很有說服力，可惜拜倫與夫人共同生活僅有一年，而書中誤作兩年，令人頓生疑竇；再如拜倫夫人閨名米爾班克（Milbanke），書中竟誤作密爾班科（Millbank）——諸如此類低級錯誤，使得可信度大大降低。更重要的是，書中截取拜倫夫人與奧古絲塔·利的書信以證明二人“交惡”，然而查證全文不難發現其實二人關系一直保持良好——拜倫夫人即便在與拜倫分居后，對奧古絲塔·利依然言辭懇切、情誼殷殷——與斯托夫人“代言”的亂倫指控迥不相侔。更有拜倫傳記作者聲稱，亂倫之說乃詩人本人生前故意編造，目的在于自毀形象——他一向志在表現得“比別人想象的更壞”（make people think himworseeventhanhewas）——以此顯示獨立不羈，同時也以此報復社會（照鶴見祐輔《拜倫傳》的說法，拜倫是以“偽惡”的姿態對抗人類社會的“偽善”）。此說在朋友圈不過是一段笑料（好友雪萊曾半開玩笑地說，“亂倫，于道德不合，但極富詩意，是強烈情感的極端表達”），拜倫夫人也未必信以為真——當日對斯托夫人再三叮囑此說不得外傳，正說明名門大家出身的拜倫夫人立身之謹嚴。

據知情者透露，拜倫分居事件真正的緣由，乃是夫人在夫婦罵戰中嘲諷詩人跛足是“上天的懲罰”。跛足為拜倫終身憾事，在朋輩親友中屬于禁忌諱言，夫人有意無意逢彼之怒，遂造成覆水難收的局面。事實上，夫人日后對此亦不無悔意，奈何雙方皆為心高氣傲之人，故再無回旋余地。夫人自后一直緘默不言，或正以此中有“難言之隱”。這也是英國評論界對斯托夫人代言極為“反感”的主要原因：拜倫夫人文采出眾，曾引朗費羅譯《神曲·煉獄篇》斥責拜倫薄情寡義，亦嫻熟希臘羅馬經典，倘欲著筆，根本“無須代言”。更何況，對拜倫夫人境況懷抱惻隱之心的英國文化名人非止一二，如蘇格蘭名詩人托馬斯·坎貝爾，以及著名法學家塞繆爾·羅米利，拜倫夫人果欲發起一場筆墨官司，或法庭訴訟，何必要待斯托夫人而后動？

斯托夫人本意為拜倫夫人辯護，結果卻演變為對詩人拜倫的人身攻擊，甚為不智。尤其是書中若干曲解和影射，穿鑿附會，明顯有違文學倫理。如書中引《聽聞拜倫夫人生病而作》（“LinesonhearingLadyByronisill”）一詩——詩中拜倫將妻子比作古希臘悲劇《阿伽門農王》中王后克呂泰墨涅斯特拉——由此斯托夫人指責拜倫故意丑化夫人（神話中王后與奸夫合謀絞殺阿伽門農王）。然而熟讀全詩后不難看出，詩作的主旨是海外游子對妻女的深切思念——尤其是女兒埃達——拜倫稱呼她為“邁錫尼的公主厄勒克特拉”。這本是尋常的文學性修辭，也是詩家慣用伎倆，身為小說家的斯托夫人對此心知肚明，但她卻一再指控“他（拜倫）是語言的暴君，翻云覆雨，掌控一切，猶如拿破侖。”“玩弄（bewitched）摩爾、默里等人于股掌之中……先辱罵沃爾特·司各特，后又討好他。”——文中所指托馬斯·摩爾為拜倫密友，也是拜倫傳記作者，極負文名；約翰·默里是倫敦著名出版商；司各特為歷史小說名家，在英美兩國享有盛譽。此外，斯托夫人書中對笛福、班揚等英國文化名人也缺乏應有尊重——語氣咄咄逼人，打擊面太廣，嚴重傷害了英國人民的文化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辯護》在英國遭受冷遇，可謂咎由自取。

此外，斯托夫人對奧古絲塔·利的指控亦不得人心。眾所周知，拜倫幼年喪父，與母親關系緊張，家中唯有奧古絲塔·利與之友善。拜倫每遇艱難苦恨之時，她總是義無反顧地伸出救援之手，給予信任和溫暖。這種親人加朋友的情誼對憤世嫉俗的拜倫而言可謂彌足珍貴。1816年拜倫被迫永遠離開英國之前，他寫下的最后一首詩便是獻給奧古絲塔·利。盡管拜倫與奧古絲塔·利的情誼使得詩人生前付出慘重代價，死后亦倍受誹謗攻擊，但拜倫一生從無悔意。直到1819年，他在給奧古絲塔·利的信中仍深情地寫道：“我從未停止過，也決不會停止（哪怕是片刻）那種無瑕的、無限的深情。這種深情過去將我同你連在一起，現在也將我同你連在一起，使我完全不能再真正地去愛其他任何人，因為在你之后，她們對我來說算得了什么呢？”拜倫去世后，他的骨灰運抵英國，安葬于紐斯特德附近的小教堂墓地，銘刻在墓碑上的那篇傳諸后世的著名碑文即為奧古絲塔·利擬就——“即使我的肉體即將消亡，我的意志永遠都不會被時光和苦難磨滅”。事實上，即便在拜倫親友圈內，奧古絲塔·利與拜倫夫人（及其女）的情誼也是盡人皆知；斯托夫人的爆料雖然轟動一時，但終究難以成立，猶如一出鬧劇。

不僅于此，由于證據匱乏，斯托夫人貶毀拜倫情婦特雷莎·圭喬利伯爵夫人亦未能達到目的。照拜倫書信的描述，伯爵夫人“詩趣橫溢，像柔和的春風”，與數學家氣質的拜倫夫人恰成鮮明對比。在與伯爵夫人同居的美好日子里，拜倫詩興勃發，寫出著名的政治抒情詩《哀希臘》（《唐璜》第三章）以及《但丁的預言》，并創作反抗暴君專制的詩劇《該隱》和《天與地》。事實上，從詩劇《該隱》和歷史劇《薩達納巴勒斯》中兩位美麗動人的女性（阿達和米拉）形象上，人們不難辨認出詩人心中戀人的倩影。當然，伯爵夫人給予拜倫的影響遠不僅于此。作為一名熱情的革命者，她不但積極引導拜倫創作喚起民眾、爭取民族解放的詩歌作品，同時還引導詩人投身于這一正義而偉大的事業。伯爵夫人在晚年（時年66歲）出版的回憶錄，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在讀者中贏得廣泛同情（羅素在《西方哲學史》“拜倫”一節也為伯爵夫人鳴不平——認為法國名詩人繆塞對她的指責有欠“公允”）。由此看來，斯托夫人對她的攻訐顯然“極不明智”。

正如美國當代著名評論家萊斯利·費德勒在《文學是什么？》一書中所說，遭遇生活打擊的斯托夫人（長子內戰中受傷，后失蹤；幼子上大學期間溺水而亡；女兒患有精神性疾病，后病故）晚年極有可能“迷失神智”：她在本書中對拜倫一方面崇拜得五體投地，一方面又義正辭嚴予以貶斥，前后乖違，難以自洽——《為拜倫夫人辯護》市場僅售8000冊，抵不上鼎盛時期的一個零頭，可見“文學傷感主義的式微”（隨后迅速被威廉·迪恩·豪威爾斯和馬克·吐溫等人的現實主義文學所取代）。與之同步的是，《湯姆叔叔的小屋》銷量此后也陷于停滯——很明顯，1865年后的美國不再需要這一類激發南北雙方矛盾沖突的小說——“它必須小心翼翼地遮蓋或遺忘雙方各自的傷痕和相互的仇恨，因此它更愿傾聽沃爾特·惠特曼的歌聲”。

《文學是什么？》一書副標題是“高雅文化與大眾社會”。在書中萊斯利·費德勒通過對斯托夫人以及馬克·吐溫小說的解讀，揭示“廢奴小說”“傷感小說”或“歷險記”等類型小說很大程度上是文學市場的產物，文本自身存在瑕疵，與霍桑、梭羅等新英格蘭文藝復興經典作家相比差距明顯——它們僅僅是大眾通俗文學的成功之作，很難真正進入高雅文化和經典文學的行列。正如薩克文·伯科維奇在《劍橋美國文學史》中所言，愛倫·坡、霍桑和梅爾維爾的作品銷售遠不及斯托夫人，然而，“銷售數字本身無法造就（文學）傳統。”20世紀美國著名黑人評論家詹姆斯·鮑德溫將斯托夫人《湯姆叔叔的小屋》與路易莎·梅·奧爾科特《小婦人》排除在“美國文學經典”之外——盡管兩部作品主題皆與廢奴有關——顯然基于同樣的理由。

更重要的原因可能還在于，正如M.H.艾布拉姆斯在《鏡與燈》中所言，這一現象乃是源于文學風尚的變化：19世紀流行的浪漫派批評在某種意義上堪稱是“實用的批評”，它具體表現在注重作家（詩人）生平，強調道德教諭。而隨后興起的新批評派則注重文學文本，講求藝術性，主張文本與道德無涉——用倫敦《雙周評論》（TheFortnightlyRe?view）主編約翰·莫利（JohnMorley）的話說，“作品展現在我們眼前，就是它自身的保證”。這位主編同時倡導從人性（humanity）的角度出發，對包括彌爾頓、彭斯以及拜倫這樣的文學天才應當給予“寬容”——畢竟，傳諸后世的是他們的作品，而非其生平（或私德）。這一種時代風尚的變遷可視為千百年來文學與社會現實相互作用的一個明證。

作為19世紀英美文壇矚目的一樁文學公案，斯托夫人一手炮制的“拜倫事件”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即便身為名作家，一旦昧于大勢，固執己見，則文學聲望必定大受影響，以致呈現“斷崖式”下降，一如斯托夫人。（楊靖）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康科德作家群研究”〈17BWW052〉階段性成果）

來源： 光明網《中華讀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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