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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拓展：

前不久，老覃寫了一篇題為《兩任丈夫皆烈士，兩女皆成毛主席兒媳，此巾幗英雄高壽，享年百歲》的文章，講述的是革命老人張文秋的事跡。

張文秋的長女劉思齊嫁給了毛主席的長子毛岸英，次女張少華嫁給了毛主席的次子毛岸青。

老覃在文中講到一個細節，即1927年夏，正在熱戀中的革命情侶張文秋、劉謙初到武昌都府堤41號毛主席的住處拜訪。

毛主席當時開玩笑地對他們說：“我有幾個兒子，我祝你們早生幾個姑娘，我們好對親家!”

毛主席當時說的“幾個兒子”，指的是哪幾個兒子呢？

原來，當年夏天，楊開慧帶著岸英、岸青兩個孩子也來到了武昌，不久，就生下了第三個兒子岸龍。

毛主席當時說的“幾個兒子”，指的就是岸英、岸青、岸龍這三兄弟。

但是，毛主席很快就和愛妻楊開慧、以及岸英、岸青、岸龍這三兄弟分別了。

這一年（1927年）秋，毛主席在參加完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的緊急會議后，就把愛妻楊開慧和岸英、岸青、岸龍三兄弟送到長沙縣清泰鄉板倉的岳父家，奉命去發動秋收起義了。

當時的毛主席遠遠沒有想到，他這一走，與愛妻楊開慧竟成了永訣。

楊開慧帶著孩子，在與上級組織失去聯系的情況下，仍然參與組織和領導了長沙、平江、湘陰等地武裝斗爭。

而紅軍又在1930年連接對長沙發起攻打。

湖南軍閥何鍵被打急了，惱羞成怒，把對紅軍的仇恨發泄到楊開慧的身上——他在該年10月24日抓捕到楊開慧，并于1930年11月14日殺害了楊開慧。

毛主席收到噩耗，悲憤交加，稱：“開慧之死，百身莫贖。”

楊開慧犧牲后，岸英、岸青、岸龍三兄弟由外婆向振熙撫養。

生活雖然清苦，卻安詳而平靜。

但是，遠在上海的毛澤民寫來了一封信，把這種沉寂打破了。

在信中，毛澤民要求向振熙老太太送孩子送到上海。

毛澤民為什么提出這樣的要求呢？

這事得從一個名叫董健吾的牧師說起。

董健吾出生自上海青浦一個基督教世家。

據董健吾本人說，在他曾祖父那一代，有外國牧師租住了董家的房子，在青浦傳教。

受個這外國牧師的影響，他的曾祖母最先加入了基督教。

之后，他的爺爺、他的父親以及他本人，一共四代人都成了基督教徒。

董健吾的中學是在蘇州基督教會創辦的桃花塢中學讀的；大學則是在基督教圣公會創辦的上海圣約翰大學讀的。

董健吾大學讀的是神學專業，和浦化人、宋子文、顧維鈞等人是同學，他的成績優異，后來在上海圣彼得教堂擔任牧師。

1928年，董健吾在浦化人的介紹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事中共中央特科領導下的秘密情報工作。

1930年，上海黨組織為了安置救濟和培養革命烈士和領導人的子女，積極籌集資金，讓董健吾以基督教“互濟會”的名義，籌辦一個由地下黨領導的大同幼稚園。

大同幼稚園辦起，彭湃烈士之子彭小丕，惲代英烈士之子惲希仲，蔡和森的女兒蔡轉，李立三的女兒李力等等，都進入了這個幼稚園學習。

毛澤民不想讓岸英、岸青、岸龍三兄弟錯失了這個入學的機會，同時考慮到向振熙老太太一個人撫養三個孩子經濟壓力太大，于是要求老太太送孩子來上海。

事后證明，這個想法錯了，而且是大錯特錯。

因為，1931年夏天，顧順章叛變，上海的黨組織遭到破壞，幼稚園就辦不下去了，孩子們被化整為零，分批疏散。

偏偏，毛澤民已經離開上海，趕赴中央蘇區工作了。

那么，岸英、岸青、岸龍三兄弟在上海舉目無親，只能流落到街頭。

關于岸英兄弟在上海流浪的經歷，岸英的遺孀劉松林曾回憶說：“我們結婚后，岸英曾一次帶我去西四勝利影院看電影《三毛流浪記》。當時，他觸景生情，非常激動。電影結束了，影院里的人都走空了，他還沉浸在電影的情節中。他告訴我，他和弟弟在上海流浪的經歷與三毛非常相似，說自己與三毛相比，除沒有給資本家當干兒子和沒有偷東西兩點外，三毛所吃的苦他都吃了。回家的路上，他一直默不作聲，他應該又想起了自己在上海不堪回首的6年流浪生活，我沒有打攪他。后來，他也還曾帶過其他人看這部電影，我想這與他個人的特殊經歷有關。”

毛岸英的舅媽李崇德在《從板倉到上海》一文中說，1950年春夏之交，毛岸英重返故園韶山，曾跟她談起往事，說大同幼稚園被迫解散后，他們三兄弟在上海流浪時，小弟岸龍突然生病，發燒腹瀉。他和岸青出去乞討回來，就不見了他的蹤影。

不過，有人認為岸英當時年紀太小，記憶出錯。真實的情況是：大同幼稚園尚未被解散前，岸龍突然生病，高燒腹瀉，被保育員陳鳳英抱到附近的廣慈醫院就診，因救治無效，當夜病亡。

岸青的夫人邵華懷疑過這個說法，建國后曾到廣慈醫院查找岸龍的病歷，但沒有找到。

岸英兄弟在街頭流浪了相當長一段時間后，黨組織才聯系上董健吾，每月支付給他30元的撫養費，指定由他撫養岸英兄弟，。

但是，董健吾不久也遭到了敵人的追捕，他躲進社會知名人士楊度家里避禍，而讓妻子鄭蘭芳送毛氏兄弟回娘家寄居。

偏偏，董健吾的岳母是個過慣了清靜生活的人，對毛氏兄弟的到來極其不情不愿。

鄭蘭芳把情況向董健吾匯報，不斷向董健吾訴苦。

不得已，董健吾只好將毛氏兄弟轉移到住在鳳陽路修德里12號樓的前妻黃慧光處。

黃慧光自己有4個孩子，生活艱難，無法承擔毛氏兄弟的吃穿用度，婉言拒絕。

董健吾決定，除了把黨組織支付30元交給黃慧光，自己還從腰包另加20元。他跟黃慧光說好，每個月給支付給她50元的撫養費。

黃慧光這才勉強答應了下來。

一開始也還好。

但到了1933年春，上海黨中央機關遷移到江西瑞金，毛氏兄弟生活費的供給就被迫中斷了。

而董健吾東躲西藏，自顧不暇，就連說好的從自己腰包中掏的20元也沒有給。

前面說了，黃慧光自己有4個孩子，再加上毛氏兄弟，她一個人根本無力支撐。

那么，噩運就降臨了。

2007年，在岸青逝世后不久，他的妻子邵華在接受某電視欄目專訪時，講了一件發生在這個時期的事。

邵華說：“大同幼稚園被解散，他（編者注：指岸青）就到轉移到一個那個地下黨員的家里頭，后來這個地下黨員又因為其他的事情外出，就把他轉移到他前妻的家里頭，他那個前妻對這些事情不太理解，覺得來了多來了兩個這個白吃飯的孩子，本來她家也不富裕了，這兄弟倆就在那一家呢就已經生活就不太好了，就在就像小傭人似的，有一次讓他生煤球爐子，沒生好。這家的女主人就拿那個捅爐子的鐵釬子打了他的頭，打得他鼻血，耳朵流血。他哥哥回來看見這個事情后感到非常悲痛，就把他從那一家背出來了，連夜就離開了那個家，從此就在上海流浪。”

邵華在電視節目里沒有點董健吾和黃慧光的名，但這段歷史是很容易查的。

毛岸青的悲劇還沒有結束。

邵華繼續說：“他是在那一家被打過，后來他在街頭的時候，當他知道毛澤覃叔叔犧牲了之后，他在電線桿上也寫下了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也被巡捕打過，所以他幼小的心身都受到了很大的傷害。”

岸青兩次遭到毆打，留下了腦震蕩的后遺癥，幾乎影響了一生。

再說回董健吾。

董健吾在楊度家住了一段時間，因楊度逝世，改搬到當時黨的一個聯絡點——霞飛路松柏齋古玩店樓上居住。

董健吾的兒子董霞飛后來寫有《神秘的紅色牧師董健吾》一書。書中寫，到1936年，董健吾歷盡艱難，找回了毛岸英兄弟。并按林伯渠的指示，送了一套明代宣德年間景德鎮官窯燒制的24件鍍釉彩瓷給少帥張學良，讓張在有機會出國時候，幫忙帶三個孩子到蘇聯去讀書。當然，他沒有說出岸英兄弟的身份，只說：“一個是我的兒子，另兩個是朋友的孩子。”

1936年6月，張學良到南京出席軍事會議，悄悄潛往上海，正告董健吾，說自己的部下李杜要赴西歐，可以趁此機會幫他把三個孩子帶到國外。

董健吾跟李杜取得聯系后，便將岸英、岸青及自己的兒子董壽琪送到寶慶路9弄3號李杜的在滬公館。

1936年6月底，李杜帶著岸英等三個孩子乘法國郵船斯芬克司號從上海啟程，于7月底8月初抵達法國馬賽港；然后改乘火車到達巴黎。

他們在巴黎一呆就是半年。

蘇聯對入境控制極嚴，只同意岸英、岸青入境，最終，李杜帶董健吾的兒子董壽琪返回了上海。

岸英、岸青兄弟則在1936年底被送進莫斯科市郊的莫尼諾爾第二國際兒童院。

最后補充一下，岸英、岸青兄弟對董健吾的照顧是心存感激的。

1950年6月，岸青從蘇聯回國后，曾給董健吾的次子壽琪寫過一封信，信中有提到：“回想起我們在上海的情景，好像就在眼前。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蒙董伯伯和你們全家對我們的照顧，我和岸英至今不能忘懷，并且十分感激的。”

1960年，斯諾訪華，向毛主席提出想見“王牧師”。毛主席這才弄清“王牧師”就是董健吾，他向陳賡說起了董健吾“撫養我的三個孩子”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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