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廣燦：印度新國防參謀長，會如何處理與周邊國家關系？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白廣燦】

2022年9月28日，印度政府宣布任命阿尼爾·喬漢（Anil Chauhan）成為新任國防參謀長，以接替在去年12月8日因墜機而去世的印度首任國防參謀長比平·拉瓦特（Bipin Rawat）。

印度國防參謀長是印度政府為改革印軍內部結構，推動三軍聯合，提升印軍作戰能力的關鍵負責人。國防參謀長還領導新成立的軍事事務局，該局集中了印軍人事調動、晉升、薪資福利、軍備采購、人員培訓、指揮聯合等諸多實質性權力。同時，國防參謀長還擔任國防部長的首席軍事顧問。

可以說，國防參謀長在印軍中是一個掌握實權的職位。

目前，關于阿尼爾·喬漢的相關公開信息不多，因此外界暫時很難判斷阿尼爾·喬漢上臺后會對與周邊國家關系尤其是中印之間產生多大影響。不過，通過結合前任參謀長比平·拉瓦特的一些改革和言行、對印軍內部問題的分析，也可以做出一些基本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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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高權重的國防參謀長

印度國內有很強的軍政分離傳統。

印度獨立后，尼赫魯為防止軍隊干政，不斷插手印軍內部事務，引起印軍高層強烈不滿。1962年，印軍在遭遇了恥辱性的慘敗后，從各種角度把此次戰敗的責任歸咎于尼赫魯對軍事問題的漠視和對軍隊內部事務的插手，之后歷屆印度政府極力避免在社會上產生插手軍內事務的輿論。

直到現在，莫迪在推動軍改時，也是盡量避免在公開場合談及與軍隊相關的話題。再加上莫迪及幾個高層核心人物對軍事事務并不了解，在與軍事相關的關鍵問題上，幾乎完全依賴國防參謀長的建議。

但是，這并不代表莫迪政府對軍事事務并不關心。

莫迪政府在第二個任期內，把軍隊改革議程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地位。如：推動國防工業改革，引入競爭機制；推動國防自造計劃，提高武器生產能力；改革軍內關系，推動軍隊聯合作戰；改革征兵制度，推動軍隊養老金制度改革等等。

就比平·拉瓦特任職的兩年時間來看，印度的軍改由莫迪決定大的改革方向、設置改革的前提條件，由比平·拉瓦特提供改革建議，待莫迪拍板后，具體事務再交由比平·拉瓦特負責實施。

因此，可以說國防參謀長一職在軍事相關領域內，具有左右莫迪政府決策的能力。

軍種利益影響對華安全決策

在比平·拉瓦特擔任國防參謀長后不久，中印兩國在邊境問題上的矛盾再次凸顯，并爆發了加勒萬河谷事件。在之后漫長的邊境對峙期間，比平·拉瓦特極力渲染中國威脅，大肆采購軍品，甚至聯合情報部門策劃了2020年搶奪班公湖南岸高地的行動，極大地影響了兩國關系。

比平·拉瓦特（資料圖/印媒）

就比平·拉瓦特的目的而言，其中存在著很大的軍種利益考量。

印度為了防止軍隊干政，一直讓軍兵種相互獨立、相互制衡。長期以來，作為老大哥的印度陸軍，并不具有對海空軍的領導地位，軍種之間只能協調。在卡吉爾沖突期間，印度陸軍認為，大部分跨過實際控制線的武裝分子都是由步兵和炮兵消滅的，空軍幾乎沒有發揮對地支援的作用。而印度空軍認為，陸軍不愿意對空軍公開具體的作戰細節。而且，印度陸軍對空軍的要求是服從，而不是協調，這讓空軍無法接受。

印度空軍和陸軍關系長期緊張的問題延續至今。如去年7月就有媒體爆出，比平·拉瓦特在一次會議上要求空軍“像炮兵支援步兵一樣”支援陸軍，而時任空軍參謀長的巴達烏里亞認為拉瓦特的說法矮化空軍，隨即發生口角。

比平·拉瓦特加劇邊境沖突的做法，更多的是利用中印的邊境問題凸顯陸軍在未來軍改中的地位，進而加速推動軍改。

為支持國防自造計劃，不惜降低印軍戰力

印軍非常不信任印度本土國防工業，在國際軍火市場上給人留下了“買買買”的印象。印度國防工業之所以十分拉胯，有很多原因，如國防工業薄弱、官僚并不了解軍事、政客好大喜功等等，以至于軍隊在武器購買一事上十分青睞外購。

當前，莫迪政府正不斷地對國內國防工業進行前所未有的改革，推動印度國防自造計劃，試圖改變印軍嚴重依賴國外軍品的局面。例如，不斷降低私人資本進入國防工業的準入門檻，引入行業競爭機制；建設國防工業走廊，提高國防工業生產能力等。

其中最重要的手段，是出臺軍購禁令，禁止軍隊從國外購買國內可以研發、生產的同類產品，防止國內軍事資源投入外流。如，在今年8月份，莫迪政府出臺了第三批禁止武器進口清單，累計禁止進口項目達到2700項，不僅包括步槍、子彈等輕武器，還包括火炮、直升機、護衛艦等大型軍品。

而國防參謀長的責任就是，在印度國內軍事資源投入逐步轉入內循環的趨勢下，壓制軍內對本國軍品的嚴重不滿，盡可能地購入質量并不怎么樣的國內軍品。如此做法，勢必會在中短期內降低印軍的作戰能力。

有限軍費下的守勢戰略

雖然印度至今沒有出臺本國的國家安全戰略，不過外界仍可以從此前比平·拉瓦特的一些言論、軍事資源的配置，以及莫迪政府的戰略和外交觀念中一窺端倪。

比平·拉瓦特尤為注重中國在陸地上對印度的“威脅”。在去年美軍撤離阿富汗時，比平·拉瓦特用文明沖突論的視角認為，中華文明和伊斯蘭文明在走向結盟，勢必對印度和西方文明造成威脅。

其在擔任國防參謀長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砍掉了空軍114架中型戰機的外購計劃；第二件大事，則是將印度海軍的第三艘航母計劃推遲，并公開宣稱印度軍隊不是遠征軍，只能沿著邊界和印度洋進行守衛和戰斗。

很明顯，這是采取了守勢戰略。

資料圖來源：印媒

從印度軍事資源的分配來看，也不難發現這一現象。

印度陸軍預算在軍費中的占比，從202021財年的54%降低到202223財年的51%，其中裝備開支從202021財年的2349億盧比降到202223財年的2172億盧比，降了8%；空軍的預算占比幾乎未變；海軍的預算占比則從16%增至19%，增加的預算主要集中在艦艇的開支上，從202021財年的1600億盧比增到202223財年的2945億盧比，上漲了約84%。

這變動看起來似乎并不符合比平·拉瓦特重陸輕海的思想，其實這點可以從莫迪的國防工業政策上找出原因。

莫迪政府主張在大國競爭加劇的時代凸顯印度的獨立性，其寧愿出臺軍品進口禁令、購買性能較差的國內同類產品，也不愿意依賴國外先進裝備，非常重視軍品的國有化比重。而印度陸軍幾乎完全依賴俄羅斯裝備，印度本土國防工業在同類軍品的替代上泛善可陳。

相對于印度陸軍來說，印度海軍在這方面做得較好，國內造船廠可以依賴國外關鍵技術和產品，結合國內配套企業，建造一些較為先進的艦艇。這使得海軍在莫迪“國防自造”的理念下表現尤為突出，所以分得較多的軍費。

同時，莫迪政府的主要注意力仍是放在國內建設上，軍費占GDP的比重長期呈下降趨勢，近幾年基本維持在2.5%左右。在中印爆發加勒萬河谷沖突的2020年，印度軍費占GDP比重猛然升到2.9%，其實原因是印度經濟在202021財年下降了7.3%；而到202122財年，軍費占GDP的比重又降到2.1%。

因此，踐行莫迪服務于國內、維持低水平的國防開支的理念，是比平·拉瓦特削減海空軍進攻性裝備的最主要原因。

如果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也容易理解印度當前軍事建設存在重陸輕海的傾向。

中美軍事競爭的核心集中在海洋方向，任何美國潛在軍事盟友海軍力量的增強，都可能引來中方的高度警覺。如果印度此時大力發展海空軍等進攻性作戰能力，甚至謀求切斷中國的海上能源補給線，為此與中國結怨，這不是莫迪所希望看到的，因為代價是印度難以承受的。因此，即使中印兩國有較大的軍事矛盾，也盡量集中在陸地邊境上——這肯定不會帶來雙贏，但受限于地理條件和彼此更加關注國內問題的傾向，即使出問題，也不至于讓雙方損失太多。

裙帶關系凸顯政策沿襲

莫迪政府任命的兩任參謀長有很強的相似性和延續性。

比平·拉瓦特家世代從軍，他的父親拉克什曼·拉瓦特官至陸軍中將，在“我爸是中將”這一buff的加持下，比平·拉瓦特可謂是官運亨通。在2015年，比平·拉瓦特親自指揮了對東北邦武裝分子的跨境作戰行動，并因此名噪一時。

不過，這些恐怕都不是他被莫迪青睞的關鍵。

莫迪的國家安全顧問阿吉特·多瓦爾與比平·拉瓦特是老鄉，兩人早年相識，關系緊密。拉瓦特得以被莫迪信任，更大可能是因為這層關系。以至于2016年拉瓦特連升三級就任陸軍參謀長，替代了當時被認為更有資格的兩位陸軍中將，當時的一些媒體就直接指出，其是憑借“陰影中的關系”上臺。

此外，阿尼爾·喬漢與比平·拉瓦特也是老鄉，并都在第11廓爾喀步槍團服過役；而阿尼爾·喬漢退休后，曾在多瓦爾領導下的印度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處擔任軍事顧問。這兩層關系無疑為拉瓦特的一路高升提供了主要助力。至于印度媒體對阿尼爾·喬漢的所謂“中國問題專家”身份的渲染，更像是無關緊要的噱頭和一廂情愿罷了。

莫迪政府在拉瓦特去世近10個月后才任命第二任國防參謀長，足見其在人選上的慎重。而喬漢在繼任國防參謀長職位后，很可能會沿著比平·拉瓦特的改革方向繼續下去。

資料圖來源：印媒

總結

印度面臨越來越嚴峻的國內外形勢，使得莫迪政府改革軍隊現狀的希望尤為迫切，設置國防參謀長有其必然性。

雖然阿尼爾·喬漢至今比較低調，外界對其建軍理念了解甚少，但就目前的觀察來看，其本人對比平·拉瓦特的想法有較強的繼承可能，因此可以判斷，之前拉瓦特樹立的一些大方向不會被輕易改變。

因此，一方面，未來我軍很有可能會面對一支對外依賴性減弱、技術裝備水平下降、協同作戰能力相對增強、主要集中在陸上對抗的印軍，中印兩軍的差距恐怕會繼續拉大；另一方面，中國會繼續面對一個注意力集中在國內建設、政治上不愿意與我方結怨、軍事上不愿意與美國結盟、整體戰略上處于相對守勢的印度。

不過，也有一些不確定性。歷屆印度民選政府對軍事事務幾乎是一無所知，同時又賦予該職位巨大的權力，使得國防參謀長的個人因素對整個印度政府決策的影響大大增加。在印度面臨的軍事挑戰不斷上升之際，這種影響體現得更為明顯。由此可以推斷，阿尼爾·喬漢的個人觀念、莫迪政府對他的信任程度，以及可能的邊境突發事件，會是其擔任印度國防參謀長時，影響對華關系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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