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村區燃氣灶維修(周邊燃氣灶維修)

前沿拓展：

趁著鋪天蓋地的饑荒，陜北的王嘉胤起義

急匆匆趕回村子的王重新看到，戰火把一些宅院變成殘墻斷壁，沒有燃盡的木板冒出了黑煙，已經斷氣的人倒在地下，旁邊的血跡還沒有干，傷者躺在倒塌的門前，發出痛苦的呻吟。

王重新與鄉親們到底遇到了什么災難？又是誰摧毀了他們的家園？他在向誰發出控訴？讓我們穿過400年的歷史時空，回到黃土高坡的山西陽城郭峪村，看那里發生了什么悲劇！

據《郭峪村志》記載，唐乾寧元年（894），徐綸刻的《龍泉寺禪院記》記載了一個傳說：一位僧人在門前潛心苦讀《金剛般若經》。

忽然，一只白兔從草叢沖出來，銜走了他的經文。僧人很詫異：難道白兔要學經文求菩薩保佑？他急忙起身追趕兔子，來到一個山谷，發現周圍丘陵起伏、林木茂盛，溪水流過山溝，顯得非常幽靜。

僧人觀察地形有所感悟：這是遠離塵世修身養性的理想場所，也是神靈在召喚我。因而他四處籌集資金修建龍泉寺，隨即有些農民在寺院附近開墾、靠耕，并繁衍后代，也就是現在的郭峪村。

從地形看，郭峪村離陽城縣21公里，發源于樊溪的河水流入村子，村民沿著小河修建宅院，后面有起伏的山嶺，將村子包圍在狹長的山溝。周圍還有上伏、黃城、大橋、湘峪、潤城、溝底、端氏等村子。

清乾隆年間，詩人張文炳為郭峪村寫了贊美的詩句：

“極望樊頂，群巒列錦屏。日華朝射紫，風氣晚含青。花簇芙蓉石，鶯歌煙柳亭。誰知相國府，不厭野人經。依竹笛披翠，穿花衣帶香。橋梁通曲檻，云水滿方塘。辭賦才難得，詩歌意頗長。興來清嘯發，飛鳥亦回翔。”

詩人站在山頂，只見山巒蜿蜒起伏，如一條色彩艷麗的錦帶，陽光照射在上面，發出紫色的光芒，傍晚一陣輕風吹過青色的禾苗，有些花圍繞芙蓉石綻放，幾只鶯停在河邊的楊柳，發出清脆婉轉的叫聲，像一首動聽的歌。

如繁華的相國府，吸引人沿著一條幽靜的小路，走進青翠的竹林，倚靠花樹拿起笛子吹奏，不覺身上粘滿了花香，跨過一座彎曲的小橋，下面是灌滿水的池塘，小鳥在水面來回飛翔，眼前無限美景，激發了心中的詩意，不得不盡情抒發。

但在詩人贊美的背后，農民面臨極為惡劣的生存環境，褐紅色的砂石難以保持水分，年平均降水量600毫米，只有生命力頑強的荊條、灌木等，扎根在干渴的山嶺。

據《郭峪村碑文集》記載，明隆慶、萬歷年間，郭峪村人過著祥和、平靜的耕種生活。到了崇禎年間，形勢發生突然變化，村民要面對無法抗拒的災荒、接連不斷的戰亂。

崇禎三年（1630），陜西巡撫馬懋才在向皇帝匯報《備陳大饑疏》說：陜西發生大饑荒，老百姓吃完家里貯存的糧食，無錢購買大米、面粉，不得不到山上搶吃開白花、像柳葉的蓬草；吃光了蓬草，又扒樹皮吃，啃光了樹皮，迷信觀音土可以食用，吞進去的泥土不能及時消化，導致肚子膨脹喪命。

崇禎四年（1631）4月，太陽之神以慷慨無私的姿態，給陜北的府谷、米脂、安塞、綏德、延安等縣送來高溫，持續不退的高溫，烤焦了村民種植的莊稼，并讓饑荒從天而降。

鄉村、田野、山溝到處可以看到逃荒的人，扒樹上的葉子、樹皮吃，找不到食物沒有擺脫饑餓追趕的人，倒在山溝后又被野獸撕啃。

此時，坐在豪華宮殿的皇帝朱由檢（1610—1644），在干什么呢？他不知干旱席卷陜西、山西、河南等地后，有多少人逃荒，有多少家庭妻離子散，又發生了多少人吃人的慘劇。

他沒有意識到一個規律：靠小農經濟維持的王朝，一旦農耕體系遭到自然災害的摧毀，不能得到外界的援助，恢復自我更新的能力，那么就是帝國崩潰的開始。

麻木不仁的官僚，堵塞了千百萬人的救濟渠道，崇禎元年（1628），陜西府谷縣黃甫鄉寬坪村的王嘉胤，懷著驅趕饑荒、求生存的意志，與吳延寬發動6000多逃荒的農民，打響了起義第一槍。

王嘉胤的示范效應，像滾滾而來的激流，沖破了知縣豎閉的城門，對其他災民有巨大的吸引力，安塞的高迎祥、綏德的王自用、定邊的張獻忠等人，主動帶領人馬與他會合。

皇帝朱由檢萬萬沒有想到，趁著鋪天蓋地的饑荒降臨，王嘉胤、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等人走到一起，用起義的旗幟釋放出超過原子彈的威力，把擁有龐大軍力、財力的大明帝國送上滅亡之路。

逃難的人回到村子，看到尸骸遍地

帶領起義軍跨過黃河的王嘉胤，目標非常明確，首先攻打山西臨汾、洪洞、霍州、汾西、陽城等地。這是晉中盆地，有適合耕種的平地，又有許多大家族，長期往返于太原、大同、包頭、張家口等地經商，運回了沉甸甸的白銀，修建了氣派、壯觀的大宅院。

起義軍不費什么彈藥，輕易攻占了這些縣城，直接把居民的糧食、銀子、珠寶、衣服等財物，裝進自己的戰車，那些反抗者付出的代價是，不僅賠上了自己的生命，還有房屋被燒毀。

崇禎四年（1631）4月，為鎮壓起義，官府派總兵牛世威、副將曹文詔，帶領將士在霍州阻擊農民軍。曹文詔來自山西大同，曾跟隨熊廷弼、孫承宗、袁崇煥等大將，在遼東抗擊清軍入侵。

他驍勇善戰，積累了相應的作戰經驗，帶領經過訓練的鐵騎兵，與王嘉胤展開激戰，雙方互有傷亡。王嘉胤為避開強大的官軍，帶兵退到沁水縣，官軍在后面緊追不舍。

同年6月，王嘉胤帶領人馬趕到陽城竇莊、坪上村，看到這里沒有城墻，居民又沒有做好防備，命令將士搶奪村民的財物。后面官兵追趕過來，他跑到陽城縣橫河鄉王坪花兒溝。

此時，夜色降臨，王嘉胤不熟悉周圍地形，不敢貿然前行，傳令就地安營扎寨。與軍官奮戰一天，他疲憊不堪，喝完幾杯酒、吃了幾塊肉，倒在床上進入了夢鄉。

王嘉胤那里知道，跟他一起打天下的家族兄弟王國忠、他妻子的弟弟張立位，此前被曹文詔收買，他們只要對方給銀子，就能出賣自己的親人。今夜倆人密謀后，乘王嘉胤熟睡之際，舉起雪亮的刀子，把他送進了地獄。

辦完這事，他們興高采烈，到曹文詔的軍營請功。曹文詔大喜過望，夸獎他們一番，又給每人賞了幾兩銀子，讓他們當副將，繼續為平息叛亂效力。他們投降后，沒有好下場，張立位亡命于戰場，王國忠作戰失利，被上級領導撤職，回到綏德，被李自成的侄子李過處決。

王嘉胤犧牲后，他播下的起義火種沒有熄滅，越燒越旺，大有燃遍全國之勢。同年7月，跟隨王嘉胤起義的王自用、外號紫金梁，被將士推舉為首領，與高迎祥、張獻忠、李自成會合，擁有36營、20萬大軍。

但皇帝朱由栓很無知：不是輸送物資救濟災民，幫助逃荒的農民返回家園、平息社會沖突。為彌補國庫空虛，他把每畝田的雜稅由九厘，提高到一分二厘，加上關稅、鹽業等，共征收7408298兩。

同時，他把一批腐朽無能的太監，派到大同、太原、榆林、延安、銀川等地征收錢糧，他們與地方官員合謀克扣軍費，中飽私囊，陜北是饑荒的重災區，農民那有錢交稅？

11月，陜北地區天降暴雪深達幾尺，屋檐結的冰柱落到地下，天寒地凍，荒山野嶺看不到飛禽走獸，因接連發生特大干旱，老百姓被饑餓逼上逃荒路。

王自用帶領大軍，乘黃河結冰之際，越過呂梁山進攻臨汾、汾陽、霍州等地。他們奪到的財寶，對于窮得揭不開鍋的貧民，極具有誘惑力，帶動一大批農民投入他的隊伍。

地方官員擔心：皇帝知道自己的轄區，有災民舉起了起義的旗幟，會遭到罷官等懲罰，因而從知縣、知府到巡撫，層層隱瞞，不向皇帝報告實情。

第二年也就是崇禎五年（1632）7月15日，一部分起義軍分兩路人馬，向陽城縣郭峪村撲來，他們先派哨兵到村子東邊的山嶺，察看周邊的地形，村民發現后一涌而上，打跑了放哨的士兵。

當天夜晚，他們在長河、湘峪、樊山、郭莊等地扎寨休息。

據《郭峪村碑文集》記載，16日，兩路人馬合并，向郭峪村東邊發起攻擊。村子的地主、富農、商人、學者等鄉紳，迅速組織村民將沙袋、石塊堆積在村口，阻止敵軍進入，并在屋頂架設火炮。

雖然對方人馬越來越多，但郭峪村人奮勇抵抗、毫不退卻，用火炮打退了他們的進攻。不料下午天空烏云密布，下起了瓢潑大雨，村民架在屋頂的火炮，不能有效發揮打擊敵軍的威力。

這伙人看到后，調集兵力包圍了郭峪村，村民想逃跑也無路可走，只有幾個人僥幸逃出，跑到山溝的20多人被他們抓住；17日夜晚，這伙窮兇極惡的人，把抓到的村民集中到一起，逼迫他們交出錢財，抗拒不交或無錢的人，遭到他們一頓毒打。

據《郭峪村碑文集》記載，土匪除了百般拷打村民以外，還砍下村民的手、腳、耳等器官，或用燒紅的鐵棍湯他們的肌膚、或以鐵夾子、弓箭夾他們的腿，直至讓他們站立不穩，倒在地上掙扎。

他們喪失人性、走向野蠻的原因是：作為在黃土地耕種的農民，最大的愿望的是獲得豐收，沒有推翻明朝的政治目標，只是災荒發生后，皇帝及地方官員無動于衷，沒有及時提供救命的糧食，反而隨心所欲揮霍納稅人的錢糧，激起了他們對官府的不滿、仇恨。起義給他們帶來了搶劫富人的財物、滿足占有財富的欲望，發泄心中憤怒的機會。

此時，得不到官府救助的村民，只能在土匪的刀槍下，發出痛苦凄厲的慘叫，難以用言語表達悲哀的氣氛、悲慘的景象。也許是老天爺不忍心看到，他們遭強盜殘害，一連下了幾天雨，為他們落下了悲傷的眼淚。20日轉為晴天。

土匪在村子駐留5天，到7月20日退走，逃難的人回到村子，看到尸骸遍地、血跡斑斑，幸存下來的人，大約有一半變為殘廢，被殺傷、燒死、上吊、投井、餓死等大約幾百人。另外，家中收藏的金銀珠寶、服飾以及牛馬、豬羊等牲畜被搶走。

眼前的景象，讓王重新等人慘不忍睹，不由得發出悲愴的疑問：為什么要讓我們家破人亡？

土匪四次沖到郭峪村搶劫，官府沒有提供援助

土匪離開郭峪村后，準備沖到陽城縣周村掠奪財物，因大雨沒有停止，路面變成泥濘，行走比較艱難，他們放棄了到周村的設想，這個村子有幸躲過了災難。

接著，土匪襲擊潤城、大陽、馬村等村子，每到一個村子，先是搶劫村民的財產，再點火燒毀房屋，火光映紅了夜空，煙霧彌漫，村內老人、婦女、孩子的叫喊、哭聲交織在一起，他們還掠走男人和婦女，為他們運送戰利品。面對來勢洶洶、人多勢眾、有武器裝備的土匪，村民驚慌不安，又無力抵擋。

8月15日，這伙土匪沖到沁水縣郭壁村、竇莊村、下伏村、王村時，因山洪暴發沖毀村民的房屋，在感到無利可圖的情況下，他們于9月17日，向沁水縣端氏鎮撲來。

此時，高迎祥、羅汝才、張獻忠、李自成帶領人馬聚集到山西，他們商議后，兵分四路，先后攻破大寧、晉城、壽陽、陽城、沁水等，讓一批無所作為的縣官走進墳墓向閻王報到。

皇帝派總督張宗衡駐守平陽、巡撫許鼎臣守護臨汾，想分兵包圍、就地消滅農民軍。但無濟于事，9月14日，李自成帶兵攻破修武縣，一刀把知縣劉鳳翔送進了地獄。

見勢不妙，12月，皇帝又命令賀人龍、艾萬年等大將進入山西，協助張宗衡圍剿起義軍。他們到達現場發現，張宗衡與許鼎臣為爭奪指揮權發生爭吵，互不相讓。

內斗引發分裂，賀人龍的援軍到來時，不能與他們形成合力，統一協調作戰，反而無所適從、延誤時機。農民軍趁機分成三路，閻正虎帶領一支人馬，突破官軍在臨汾的防線，向北快速挺進，直逼太原。

王自用、張獻忠指揮一支隊伍乘虛而入，相繼占領沁州、武鄉等縣，又有一批無能無力的官員，如知府李呈章、知縣楊于楷、張友程等人，倒在他們的槍口下。

據《郭峪村碑文集》記載，10月8日，郭峪村人發現土匪出現在附近山嶺，急忙四散逃避，來不及跑的人進入村子煤窯，男女老少蜂擁而來，洞口又很小，發生擁擠踩踏，有93人被踩死。可憐，他們有幸不死于戰亂，卻葬身于逃難。

經過兩次土匪襲擊，郭峪村人惶恐不安，看到強盜就膽戰心驚，有些無處躲藏的人聯合起來，出錢出力挖窯洞， 一旦有什么危險，迅速跑進洞內躲避。

崇禎六年（1633）4月16日，土匪第三次流竄到郭峪村，發現村子靜悄悄、不知村民去向，他們抓幾個村民嚴刑拷打得知實情后，將甘草與硫磺點燃拋進洞內。

甘草燃燒發出的煙塵，加上硫磺散發出的氣味，導致躲藏在地洞的村民，因透不過氣被熏昏，有一個地洞80多人絕氣身亡。當時王重新帶著全家10多口人，在洞口能呼吸到外面的空氣，幸運躲過滅頂之災。

事后清查，土匪搶走了一些錢財，還造成大約300人傷亡，其中10多家被熏倒后，沒有一個人醒來，全部絕亡。

據《郭峪村碑文集》記載，4月20日，曹文詔帶領7000名官兵，經周村直奔郭峪村，路上迎面與土匪相遇，以優勢兵力打倒對方1000多名，其他人奪路逃跑。官軍回到周村，大擺酒宴慶賀。

沒有料想到的是，逃散的土匪又聚到一起，折回來，第四次沖進郭峪村燒殺掠搶，與前幾次相比，這次村民的損失更多，承受了更深重的災禍，仿佛沒有喘息的機會。

沒有逃脫的村民，倒在土匪揮動的大刀下，因天氣炎熱又無人收拾，尸體腐爛發出難聞的氣味；有幸活下來的村民又遇到瘟疫，無力抵抗的人，只有等死神降臨。

經歷四次流血的大災難后，郭峪村人驚魂未定、惶惶不可終日，白天不敢進村做飯，夜晚不能脫衣睡覺，只好將干糧放在枕頭底下，或裝進布袋，一有風吹草動，隨時逃離。

有資本的家庭，攜帶妻兒老小到陽城、澤州居住；無錢的貧民，為生活所迫，要耕田播種、照看莊稼，只好露宿在山溝，夜晚一陣風吹來，他們以為強盜襲擊，急忙起身逃跑。

有家不能回、有田不能種，有親人不能相見，危險不能消除，郭峪村人正常的生活、生產秩序被土匪擾亂，異常痛苦，往日的繁榮消失，村子變得一片蕭條；消耗了納稅人錢糧的皇帝以及地方官員，不能有效調動兵力，財力，為飽經饑餓、戰亂摧殘的老百姓提供安全保障。

王重新捐7000兩銀子修城樓

郭峪村人、在順天府任巡撫的張鵬云，從家人寄來的書信得知，家鄉被強盜摧毀得破敗不堪，鄉親們苦不堪言，不知如何改變眼前的危難，請他想辦法、出主意，幫助村民度過難關。

讀到這封信，張鵬云在房間來回走動，內心久久不能平靜，煩躁不安，徹夜難眠。他以朝廷賦予自己的政治地位，極力勸說郭峪村的富戶王重新等人，捐資修建堅如磐石的城堡，做到有錢捐銀、無錢出力。他的倡議得到了王重新等鄉紳的響應。

王重新召集村子的富戶、地主、商人、學者開會，他首先發言：“這幾年，我們承受了喪失親人、房屋被燒毀、錢財被搶劫、四處躲避等磨難，每個人心中留下了難言的創傷，有些家庭全部遇難，讓人悲憤難消，有些人變得一貧如洗，急需要救濟。血的教訓告訴我們：戰亂來臨時，官府沒有給我們提供有效的援助，減輕我們的損失，我們只有團結起來，齊心合力，修建堅固的城墻，抵擋土匪、強盜的襲擊，才能保障我們生命和財產安全，否則，各行其是，只顧自己的私利，悲劇還會重演！”

在座的人士，親身經歷了土匪搶劫，無處逃避、親人倒在血泊中的悲痛，心中留下了難以消除的恐慌。在這荒山野嶺，又不能指望一個知縣，幫助自己脫離危險，只有互幫互助，才能建立一個安全的家園，因而他們聽從王重新的動員，愿意出資修城墻。

王重新有什么資本，動員全村人出力修城墻？

黃城村人、清康熙年間文淵閣大學士陳廷敬，在碑記指出：郭峪村1000多人生活在荒涼的山谷，砂石地不能給老百姓帶來高產，又沒有草地放牧，富有的家族不斷兼并土地。

耕地向富裕階層集中，又有四面八方來的人，加劇了土地資源緊張，導致窮人無地可種，又無資本經商，甚至去世后無地安葬，有些尸骨暴露在荒野。

生存環境越嚴酷，越能刺激人們改變貧困命運的動力。時代給郭峪村人提供了什么機會？

位于山西與河南交界的陽城，有重要的鐵礦資源，開礦歷史追尋到春秋戰國時期，官府為打造兵器，在陽成設有冶煉局，宋朝皇帝為增加貨幣供應，成立鑄造錢幣的工廠。

進入明朝中期，官辦鐵廠無力維持破產，民營鐵廠迎來了一個擴張時期。隨著市場需求增加，山西沁河流域的安澤、沁水、陽城、晉城出現了一批煉鐵家族，分布在潤城、郭峪、安陽、東冶、尹家溝等鄉村。

據〈郭峪村志〉記載，王重新（1593—1657）7歲時，在族人的扶助下，接受私塾教育，但通過舉人、進士考試，得到皇帝授予官位，需要漫長的時間，與一筆銀子支撐。

家庭沒有錢幫他實現讀書做官的愿望，改變貧困生存下去，成為他重要的目標。萬歷三十三年（1605），王重新14歲時，背起行李跟隨家人，踏上了經商之路。

他先在天津、滄州等地，開店鋪出售農具、炊具等日用生活品。幾年以后，他積累了一點資本，把陽城家庭作坊鑄造的鐵犁、鋤頭、鐵鍋、鏟子等，運到河南開封、商丘銷售。

明朝后期，人口不斷膨脹，帶動農民開荒擴大耕種面積，他們的生活與生產，離不開鐵鍋、鏟子、鐮刀、鐵犁等鐵器。一個相對穩定的龐大消費群體，支撐王重新擴大市場銷售額，讓銀子不斷流入他的口袋，實現了從平民到富豪的夢想。

靠近黃河的開封，得益于水運帶來的人流、物資，走向繁榮，也承受了堤防缺口送來的洪災、饑荒、動亂，千百年以來，他們描寫了一部與洪災搏斗的歷史。

當地人為消除自然災害，請求商人捐款建造龍王廟，大家觀望、積極性不高，王重新上前提筆寫下：“山西泰來號，獨修龍王廟，捐銀三千兩，不夠再來要。”

清順治六年（1649），陽城人張斗光聚眾舉起了反清大旗，清兵得到消息后要到陽城鎮壓，一旦發生戰爭會給當地村民帶來無法估量的災難。為此，王重新親自趕到清軍駐地，向官員說明不會有人起來造反，官員信以為真沒有帶兵圍巢，惡化的事態得到平息。

雖然身為巨富，但王重現在生活上力求節儉，不崇尚奢侈，不論是富貴的人還是貧困的人都以禮相待。郭峪村發生嚴重干旱村民無處逃生時，他捐資購買糧食煮粥救濟窮人，讓許多餓得無力行走的人得以站起來。

據說，一個官員駐守的縣城被起義軍占領后，他帶著家人逃到郭峪村找王重新求救，王重新給千金讓他回歸家鄉。一伙盜賊攔路搶劫見王重新派人運送糧食，為首的頭領不但不搶奪，反而派人護送到村子，因為這個頭領在饑餓時，曾得到王重新的救濟而保住了生命。

從清順治十三年（1656）4月27日，郭峪村陳鴻志、王仲發、張義等人立的納稅碑看，當年陽城官府收了230兩銀子，郭峪村交了40兩。表明村子出現了一些富戶。

經濟實力在宅院得到了體現，郭峪村現有老宅院大約40棟，明朝10多棟。為四合院結構，以青磚砌成，大堂用粗大的柱子支撐，樓上走廊用木板鋪成，將房屋聯成一體，能夠自由走動。

為體現家族尊嚴，門前聳立著高大的石獅子，門樓以精細的雕刻呈現吉祥、富貴圖案。富戶家庭還有接待客人的大堂、后花園，站在天井能看到天空飄浮的白云。

如今張家門樓還有明萬歷二十四年（1596），張鵬云中進士、天啟七年（1627），張慶云中舉人的牌匾，400多年過去了，只有它能讓人想起張家祖輩取得的功名。

從郭峪村蔡沾雨題寫的《郭峪仕宦記》看，宋元時期，隱藏山溝的郭峪村顯得默默無聞，到了明成化年間，科舉的光芒照射到這個山村，出現了父子進士、兄弟同時進入官場的奇跡。

明清兩代，郭峪村有15位人士通過進士考試，18位取得了舉人功名、貢生秀才78人，文運昌盛的景象，為郭峪村人帶來了無比榮耀。

作為一個富商，王重新在外有店鋪帶來利潤，在郭峪村建了大宅院、還有土地出租，一家人過著上層生活。伴隨財富積累，他需要一個安全的環境，應該把積累的白銀，轉化成全體村民生存的資源，否則，辛苦賺錢，隨時會成為土匪搶劫的目標。

認識到這種意義，王重新率先捐7000兩銀子，這個消息公布后，立即成為村子的大新聞，獲得了族人的敬重，激勵其他有錢的鄉紳積極捐資。

籌集資金后，崇禎八年（1635）正月17，村民過完春節，王重新在鞭炮聲中，與其他人士拿起鐵鍬，舉行了開工儀式。

共同的目標指引村民齊心協力，僅用10個月，建造了一座高12米、寬5米、周長1400米、內有627口窯洞的城墻，內部面積17平方公里，上面安放數10門鐵炮，成為陽城鄉村，最為壯觀的城墻。

與鄉紳協商，王重新制訂了保護城墻的公約

農民軍回到陽城后，局勢又驟然緊張，前幾年郭峪村人看到農民軍就逃跑，現在王重新等人有抵擋敵軍的城墻，不像過去那樣驚慌，派人關閉城門，城內貯藏了充足的糧油、柴草。

一群強盜沖到郭峪村，看到了比北京皇宮還要高的城墻，一般人無法爬上去，一時找不到木柱子，更找不到木匠修梯子，上面村民準備了火藥、石塊，準備檢驗他們的肉體能否承受。

強盜的首領算了一筆帳：沒有火炮轟開城門，靠原始的人力強攻不占優勢，也得不到預想的收獲，反而會丟失兄弟們的性命，覺得搶奪的成本高、不劃算，轉身奔向其它村子。

站在城樓的王重新，看到強盜們消失在山嶺，臉上露出了會心的笑容，這就是城墻的力量，維護了全村人的安全，又沒有損失任何財物。

但王重新仍有憂慮，干旱之神還沒有離開陜西、山西等地，依然在制造新的災荒，擊破成千上萬的家庭，釋放出無數饑腸轆轆的人，官方不能幫他們解決溫飽，他們就會成為起義的力量。

出于維護安全的需要，崇禎十三年（1640）正月十五，王重新召集村子的族長、商人等商議，請風水先生考察方位，在村子西邊的高地，建一棟避難的高樓。

項目決定后，王重新沒有找平民要錢，自覺承擔大部分費用，聯合村子有資本的鄉紳，捐資修建高30米、長15米、寬7米、有7層的豫樓，意為隨機應變，作好應對危機的準備。

當強盜、土匪沖到村子搶劫，村民無力抵擋時，迅速跑到高樓躲避。內部儲存著糧食、麻油、煤炭、灶具等，可以維持一段時間。

高樓6層，墻壁鑲嵌著王重新題寫的《煥宇變中自記》碑文，他告訴我們一個事實：在沒有動亂的年代，老百姓歌頌帝王的豐功偉績，并歡慶豐收，但頻繁發生的戰亂，讓他們難以躲避，遠離鄉村的官府不愿救助，只有依靠宗族的力量自救。

登上高樓，讓人心曠神怡，白云從頭頂飄過，仿佛伸手可以撕下一片云彩，擦去臉上的汗珠，抬頭向四周俯視，能看到10里以外，是否有強盜出沒。

清順治十二年（1655）11月，王重新與郭峪村的鄉紳協商后，制訂了保護城墻的公約，鑲嵌在湯帝廟的墻上。

公約規定，城墻關系到宗族成員的生命和財產安全，先輩為它付出了巨大代價，傳承下來很不容易，永遠不得拆毀；如果后人不明白其中的要害，不知道它的價值，占小便宜滿足自己的私利，就會損害子孫的安寧。

公約規定，為籌集維修經費，將窯洞出租給村民使用，大窯每口5錢、放草加1錢；中等窯每口3錢，小窯每口1錢，每個季節交一次租金。如果有人蠻橫無理不交租金，罰2兩銀子；挪用租金，罰5兩銀子。

窯洞只允許住人，不能寄養牲畜，如果有人違反，罰5兩銀子；將窯洞視為自己的私產，由全族人敲鑼宣布他的罪行并給予懲罰；如不訂立租約私自占用，罰5兩銀子。

負責收租的人，必須如期收回租金；如果不上交租金，除了賠償損失以外，還要罰2兩銀子；監督收租金的人，每個季節必須敦促，防止收租人玩忽職守，如不督促罰2兩銀子。

城樓設有鑰匙，由總長負責管理，要求住窯洞的人疏通水道，如有失誤予以重罰；擅自開城門的人，以盜竊罪處罰；到城墻曬酒糟的人，要罰1兩銀子；城樓設有防衛炮彈，不允許在里面聚眾賭博、放草以引發火災，如違反罰3兩銀子。違反公約不接受處罰的人，由眾人敲鑼扭送到官府治罪。

后來王重新家族走向衰落，有些家庭只剩下無兒女的孤寡老人。清乾隆六十年（1795），王家后人以120兩白銀，將高樓賣給常家并立下字據：可以貯藏貨物，但不能典當拆毀。

道光二十二年（1842）7月，忽然傳出有人要拆毀高樓的消息，引起負責村子公共事務的首領關注。當年10月，首領陳篤聲、趙永泰、徐尚勤、陳天池等人，商議制訂了保護公約，碑文鑲在郭峪村湯帝廟的西墻。

碑文指出，明崇禎年間，王重新等人為防備敵人入侵，慷慨捐資修建這座高樓，后人負有保護的責任，子孫永遠不得拆毀。

有了保護城墻和豫樓的公約，以后郭峪村歷代都有人維修，如清咸豐九年（1859），村子西北的城墻出現裂縫并有磚塊脫落，負責管城的張永慶發現后，迅速和分管的翟星樞商議，除了自己捐資以外，還發動其他村民出資修復。

1932年暴漲的洪水沖毀了城東南河邊的大王廟和閘門，造成城墻地基懸空，如不修理就有可能倒塌。村民衛樹模、趙鼎升、郭建銘等人召集20多人商議，決定先由發起人捐款，再請求其他熱心人士資助。

除了發起者每人捐64塊銀元以外，還從社會各界人士募捐到232塊，村民先后出義務工1290個，至1936年大王廟和閘門修復，而完善的保護機制是城墻經歷300多年，還能遙望遠方的一個重要原因。

張華僑鄉紳專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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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華僑，出生于湖北省孝感。曾在北京有關媒體任記者。熟悉省市之間的歷史文化、經濟差異等情況，出版《資本時代的征服》、《中國黃河調查》合著、《拯救鄉土文明》、《讓漢江告訴中國》等著作。

圖文 | 張華僑 出品｜頭號地標

人文指導 | 葉開（中國頂級文學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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