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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新華每日電訊》刊發題為《滬郊，一個城中村戰“疫”的日子》的報道。

新華社客戶端上海5月18日電（記者楊金志、蘭天鳴）上海郊區，一個9000余人的城中村里，確診新冠病毒陽性感染者人數超過1200例，單日新增的感染者最高時達到106例。

這個村，就是嘉定區江橋鎮五四村。大名鼎鼎的江橋蔬菜批發市場近在咫尺，附近工廠企業密布，村內外來人口眾多、人員流動頻繁。

當記者近日來到五四村時，這里已經度過了疫情的“至暗時刻”，連續多日新增病例數為零。曾經肆虐的疫情風暴，漸漸遠去。這些天來，廣大村民和黨員干部們經歷了什么？他們是怎么挺過狂風暴雨的，怎么跑過這場艱難的“馬拉松”的？

“鎮黨委書記給我送來三盒安眠藥”

“4月18日，當天晚上19時左右，我接到鎮黨委書記甘永康同志電話，讓我緊急馳援五四村。”53歲的嘉定區江橋鎮總工會主席、五四村下沉干部組組長張國民向記者回憶說。

3月下旬，張國民受命前往當時嘉定區唯一的中風險地區增建村擔任點位長。到4月18日，增建村連續兩天全員核酸檢測結果為陰性，新冠病毒感染人數停留在了392人。

5月14日，嘉定區江橋鎮總工會主席、五四村下沉干部組組長張國民（中）在村內巡查。 新華社記者 方喆攝

從增建村到五四村，為什么連續兩個“硬骨頭”，都是張國民來“啃”？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在鎮領導班子里，他是唯一一個江橋鎮本地人，且就在增建村出生長大，對各種情況更加熟悉。“事實上，我們全鎮黨員干部沒有一個不負重，沒有一個在閑著。”張國民說。

“接到任務時，我們的身心其實都已經十分疲憊。但是聽到村里的干部都已經干不動、干趴下的時候，我們感覺到疫情就是命令！”半個小時以后，張國民和四名在增建村一同工作的同事趕赴到五四村村委會。

出乎意料的是，五四村的疫情更嚴峻也更復雜：4月18日村里正面臨上海本輪疫情以來的“至暗時刻”：當天新增的陽性感染者106個，密接人員超過200個。

五四村很特殊。這是嘉定區最大的城中村，也是嘉定拔點攻堅最關注的點位：0.8平方公里的行政范圍內，下轄7個村民小組、39家企業，共9000余人，其中外來務工人員7900余人，村中建廠，廠中有廠，農宅與公寓犬牙交錯。

5月14日，在嘉定區江橋鎮五四村內，一位工作人員在村內進行噴灑消毒液。 新華社記者 方喆攝

村黨總支書記顧華杰說，留居村中的本地人多為中老年人，年輕人和孩子大多已經搬去商品房小區；絕大多數外來人員租住村宅或者公寓房，他們大多在工廠上班，或者從事廚師、裝修等行業。

5月14日，記者在五四村看到，這里道路街巷密如蛛網，小巷只容兩人擦肩而過，不少巷子走到底就是個死胡同。如果沒有熟悉的人帶路，很容易迷失在“三岔口”。

5月14日，在嘉定區江橋鎮五四村內，一位工作人員在為使用完公共廁所的村民噴灑消毒液。 新華社記者 方喆攝

村宅大多已經有些年頭，有些是兩三層樓的農家院，有些就是沿街的小門面房。不少村宅灰白色的墻體剝落，斑駁不堪。街邊時常可見“小賣部”“浴室”“廁所”這樣的招牌。這些招牌里，蘊含著五四村大多數人的生活方式。據介紹，村里80%的人家沒有廁所，公共廁所一共5個。

這個近萬人的城中村，村干部有多少人呢？村兩委一共5人，加上工作人員，一共12人。當然，干部并不是越多越好，放在平時，這些人手也能做好日常服務管理，而到了“戰時”，這個體系卻馬上會被“擊穿”。

盡管村干部已經都在一線，但人手不足是最大的難題：有人統計數據，發現核酸檢測工作缺人就立馬去幫忙，忙完后還要去發盒飯；有人通宵達旦轉運陽性感染者和密接人員之后，第二天早上累得連飯都吃不下。村委會的電話24小時都有人撥打，還有很多電話打不進來。“配藥難、就醫難、保供難”……大量問題的出現已超出村兩委的能力極限。

村委會副主任朱怡文是位“90后”女干部，她向張國民哽咽說道：“我們每天忙到凌晨3點睡覺，清晨5點就要準備新一輪核酸檢測。做了那么多，換來的卻是不斷增加的陽性病例和村民的不理解……”朱怡文自己，做的是轉運密接工作。

“防疫絕對不能打亂仗，”張國民說。隨后的幾天里，在拔點攻堅工作組的統籌協調下，村里不斷加強戰疫力量，工作人員和志愿者增加到了93人。

此后，拔點攻堅工作組第一件事排摸全村情況，并將防疫工作進行了分組，包括指揮組、生活保障組、核酸檢測組、物資保障組、后勤保障組等11個工作組，“分工不分家”地進行村級防疫工作。作為點位指揮長，張國民還要求所有的工作人員必須保證固定的工作和休息時間，讓大家保存有生力量。

張國民的睡眠不好，平時要靠安眠藥入睡。疫情期間，干得多、想得多，藥更不能停，每天的藥量從兩粒增加到三粒，白頭發多了不少，人也瘦了十幾斤。“我跟鎮黨委書記開玩笑，這段時間你什么物資都沒給我個人送，就送來了三盒安眠藥。”

“至暗時刻”不能打亂仗

抗疫形勢異常嚴峻復雜。控制人員流動、有序核酸檢測、各類生活保障……缺少一塊拼圖，都無法繪制抗疫勝利的圖景。

城中村里，道路錯綜復雜，門洞密密麻麻。盡管要求“足不出戶”，但村民不可避免地需要進出。

每天早上5時，張國民就開始了在村里面進行巡查，他漸漸摸清了村民們出行的規律：清晨有的老年人會出門散步、白天居民不太出門、晚上排隊進公廁的人比較多……張國民給每個村組分配了5名特保人員，每天負責巡查，勸阻隨意走出門洞的行為。如果村民們有相關需求，巡查人員也會第一時間反饋給工作組。

同時，工作組提出了好幾個關于廁所使用的防疫方案。比如，每家發放塑料馬桶、分時段使用、安排志愿者全天候消殺等。但仍會有居民把糞便倒在自己菜地里，或者混在生活垃圾中，存在病毒傳播的風險。

最終，工作組選擇“最嚴格”的公廁管理方式。“村內每個公廁安排兩人24小時看守，并要求每次只能進出一人，另外再安排4個保潔員隨時清潔衛生。”

在村里時，記者試著走向一處公共廁所，穿著大白的看守人員立即給記者的身上和腳底噴灑消毒液。記者看到，廁所里干凈整齊，沒有糞便殘留，沒有異味，也沒有蠅蚊。

張國民和工作組的成員通過研究數據發現，過去在公廁附近和垃圾桶邊上人家更容易出現陽性感染者，消殺工作便成了重中之重。

記者在村中街巷行走時，正好看到一輛電動三輪車在弄堂里緩緩移動，消殺人員手拿消殺噴桿，向兩旁不停地流動消殺。弄堂很狹窄，三輪車甚至不能調頭，開至弄堂盡頭就手推著倒退出來。公廁、垃圾桶、村外道路、住宅院子、排水管道，不放過任何一個風險點。

村里的工作人員表示，使用的是霧化消殺的方式，可以非常有效地殺滅空氣中以及附著在物體上的細菌或者病毒，有效避免高濃度的消毒液汽化后使人出現咳嗽、惡心、胸悶等癥狀。

此外，為了提升核酸檢測的效率，村里還采購了十幾輛電瓶車，三四個核酸檢測工作人員坐在改造過的三輪車上，挨家挨戶給封控區域的居民上門做核酸。

在疫情中，工作組的成員沒少遭到過誤解和困難：當勸阻有的村民不要出門的時，有人會說不好聽的話；花大力氣給村民買來的藥，有人反悔說不要，只能自己貼錢；也有人因家里有特殊情況而不愿意被轉運，打電話到村委質問……

每當這時，張國民總會對工作組的成員說：“我們再做一次群眾工作；我們再打電話勸一勸需要隔離的人員；我們再給村民們想想辦法，做到問心無愧……”

“越是至暗時刻，越不能打亂仗。”在這些天的堅守里，五四村每天的新增陽性感染者的人數經歷了一個“下樓梯”的過程: 100多例、60多例、20多例……到5月7日這一天，新增陽性感染者數字降到了“0”。目前，這個數字再未變過，陽性感染者人數被暫時鎖定在1257人。

如今，五四村村委二樓工作電話，已不如數十天前繁忙了。5月14日，五四村從封控區調整成為管控區。

在村里行走時，記者跟不少村民聊天，感覺他們當下的心態已經挺穩當。來自河南的老劉，已經在五四村居住了三十多年，這里儼然他的第二故鄉。“看到那兩棵樹沒有？是我栽的。”順著他手指的方向，記者看到兩株粗壯的喬木，樹冠已經亭亭如蓋。如今，老劉一家三世同堂居住在村里，兒子在上海讀的大專，目前在上藥集團工作，已有兩個孩子。

來自安徽蒙城的廚師小李，一副笑瞇瞇、胖乎乎的模樣，夫妻二人和一雙兒女租住在一個大院里，這個院子里一共居住了十多戶人家。院子里出過“陽”，目前還沒回來。小李在市中心茂名南路上的一家餐館做廚師，擅長粵菜。“疫情期間工資沒有發，希望早點開工去上班！”他說。

來自江蘇揚州的老柴夫婦是干裝修的，他們租住在沿街的一個小房子里，床邊一袋米、半桶油是上次發的物資，他們做飯的煤氣灶臺搭在外間。

14日上午10時多，記者正好趕上鎮里統一發放的最新一批物資到達村里。“大白”“小藍”們駕駛著電動小三輪在村道上穿梭往來。

5月14日，在嘉定區江橋鎮五四村內，志愿者們在為村民送物資。 新華社記者 方喆攝

小三輪上，整整齊齊地碼放著一個個紙箱子。記者打開一個紙箱子，只見里面是已經分好的物資，分裝在一個個塑料袋里；打開一個塑料袋，里面有醬牛肉、面包、榨菜、餐巾紙。每到一處村宅或者院門口，工作人員就按照其中居住的戶數，把物資擺放在門口，里面的住戶給物資噴霧消毒，再各自拿回家。

5月14日，在嘉定區江橋鎮五四村內，一位志愿者在為村民送物資。 新華社記者 方喆攝

最對不起的人，是感染新冠的八旬老母

每天夜深人靜的時候，張國民會寫一小段話記錄自己當天的“戰疫”經歷，這些經歷多與人有關：

——最對不起的人是感染新冠病毒的86歲的老母親。張國民就出生在增建村，家里兄弟姐妹5人，他是老小。父親去世后，老母曾跟兄弟姐妹們一起生活過，但最后還是習慣獨自生活在老村老宅里。

平時每個周六，張國民都要回老宅為母親做一頓飯。“在增建村工作時，我每天路過老宅門口，只能呆呆地往家里看看一個人住在里面的老母親。耳聾的母親每次打電話給我，問我為什么不去看她，我卻不能回家安慰她，眼淚只能在眼眶里轉。她染病后，是其他工作人員轉運走的；她出艙以后，我已經去了五四村工作，也不能去看她照顧她。”

——最表歉意的人是從增建村一起趕赴五四村的幾位下沉干部。一位下沉干部疫情期間，親叔叔去世了，上午在村里做核酸檢測，下午去殯儀館為老人送行，晚上就回來給村民發菜；另一位爺爺去世了，去醫院看了老人最后一眼，僅能以磕頭給老人送行，之后也回到了村里繼續工作。“是我帶他們來的五四村，要求他們處處體現下沉干部的形象，他們默默地沖在一線50多天，親人離世都沒顧得上。”張國民說。

——最感謝的人是村民。“村民們‘足不出戶’在家里待了近兩個月，很多租客們沒有工作、沒有收入，但絕大部分沒有埋怨，沒有牢騷，而是積極支持、配合、理解，已經是為抗疫大局付出了最大努力。”

五四村的戰“疫”歷程，不啻一場馬拉松。在跟記者的交流中，張國民也總喜歡用馬拉松來打比方。原來，他一面是基層干部，一面是資深“跑友”。2022年以前，張國民在全國各地跑過51場全程馬拉松，這次抗疫是他的“第52場馬拉松”。

5月14日，嘉定區江橋鎮總工會主席、五四村下沉干部組組長張國民（右）在村內查看即將發放給村民的物資。 新華社記者 方喆攝

剛進村時，張國民就不斷告誡團隊成員：“我們就好像在跑一場全程馬拉松。現在已經到了馬拉松最艱難的35公里‘撞墻期’了，后面就是勝利的沖線，再頂一頂、再堅持堅持就到終點。”而現在呢？他自我評估：“我們正在迎來42.195公里中的最后2.195公里。一定要堅持，一定要頂住，一定不能放松。”

張國民還說：“等到上海抗疫徹底勝利的那一天，還是想盡情跑一場10公里的比賽，徹底放松一下，然后像過去一樣，跑出個人最好成績后，給家人發去PB（personal best)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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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新華每日電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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