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色誘冰箱維修工(附近修冰箱)

前沿拓展：

文/Sophie Lewis；譯/龔思量

【編者按】隨著網飛新劇《女傭》的熱播，人們再次將目光投向與家務勞動綁定的女性群體。事實上，早在20世紀70年代，由多位女權主義者組成的“家務勞動有償化”組織就明確地指出了家務勞動對女性的剝削，她們犀利地指出：“他們說這是愛。我們說這是沒有工資的工作。”該團體反對家務勞動，反對工資，也反對所有資本主義工作。然而，在當下對于家務勞動的討論中，日益高漲的是要求雇主“重視”家務工作，并給予家務勞動“尊嚴”和相應的報酬。但是，許多文化作品中仍然試圖將家務與家庭和愛的概念捆綁在一起，掩蓋資產階級與“女傭”、男性和女性在家庭勞動上的不平等關系。

另一方面，在許多以女性家政為題材的作品中，新自由主義式的精神被一再放大，這些作品贊美了辛苦工作、默默忍受雇主的不良行為的女傭；對領取社會救濟和福利的群體則暗中貶低。即使部分作品觸碰到家務勞動長期以來存在的不平等問題，但作者仍然選擇忽略女傭制度中的階級對立，許多受益于女傭制度的雇主依舊期盼著保留這些制度，進行小修小補。在疫情中，家務工作中的性別分工不平等問題被進一步放大，并被轉移到女傭群體上，而女傭與雇主之間的剝削與矛盾也只是暫時被掩蓋。或許我們應該思考的是，日漸積累的矛盾會在何時迎來爆發？本文原載于《波士頓書評》，作者Sophie Lewis是賓夕法尼亞大學愛麗絲保羅性別、性和婦女研究中心的訪問學者，布魯克林社會研究所費城分部的教學人員。

《女傭》海報

在20世紀70年代，一群女權主義者團結在“家務勞動有償化”旗幟下，包括塞爾瑪·詹姆斯（Selma James）, 西爾維婭·費德里奇（Silvia Federici）以及瑪麗亞羅莎·達拉·科斯塔（Mariarosa Dalla Costa），想出了一個非常精確的口號，以表達她們對許多婦女在自己家里從事的家務勞動的看法。“他們說這是愛。我們說這是沒有工資的工作。”準確地說，她們并不否認無償的家務勞動可能是一種愛的表現。相反，“家務勞動有償化（Wages for Housework）”組織認為“沒有什么能像‘把滿足我們欲望的活動和關系轉化為工作’那樣有效地扼殺我們的生活”。換句話說，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照顧家庭往往是愛的欲望的表達，同時又是一種讓人窒息的工作，而這正是問題所在。

這句話中的“他們”（老板、丈夫、父親）其實并沒有錯，這說明婦女在家庭領域遇到（和施加）的暴力的隱蔽性。這就是有薪和無薪的家庭勞工以及母親，仍然必須為“被視為工人”而進行斗爭的原因。同時，被承認為工人僅僅是有朝一日結束剝削的開始，進而讓人們開始了解一種全新和不同形式的愛。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家務勞動有償化”認為，“愛”往往服務于統治階級的利益，因為它可以被用來降低工資（你肯定不是為了錢），甚至完全不支付工資（做你喜歡的事，你的生活中就沒有一天會在工作）。“關心愛，而不是錢”這一帶有性別特征的訓誡，掩蓋了任何類型的家庭所涉及的工作的辛苦、重復、難以辨識、耗費精力和其他限制性因素。有些東西“不應該被交易”的原則，變成了一種掩蓋事實的方式——在任何地方，每條街道上，它們都是可以交易的，并且成為給勞動者支付過低工資的借口。

“家務勞動有償化”是一場國際主義運動，但與紐約和意大利有著緊密的聯系。“家務勞動有償化”（Wages for Housework movement）根本就不是為了支持家務勞動。相反，這些女權主義者反對家務勞動，反對工資，也反對所有資本主義工作。在這個意義上，她們的綱領：被費德里奇以“反抗家務勞動的工資（wages against housework）”這一公式重新表述和澄清，這與日益高漲的、要求我們“重視”護理工作和給予家務勞動“尊嚴”的呼聲相去甚遠。

“家務勞動有償化”認為，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家務勞動與“尊嚴”在本質上不相容。因此，任何漸進式的改進都無法觸及問題的核心——婦女將永遠被捆綁在這項工作上，因為資本主義需要她們做飯、洗衣、遮風擋雨和捏肩捶背，使工人能夠日復一日地辛苦工作，創造剩余價值。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女權主義者沒有將這種非自愿的勞動稱為“愛”，而是將其定義為社會的再生產。“家務勞動有償化”表示家庭的概念并不比“工廠”更自然。作為對比，今天的流行觀點，正如全國家政工人聯盟所表達的那樣，他們正在尋求條件改善，使私人核心家庭（private nuclear household）及其有薪和無薪工人大軍能夠生存下來，從而繼續創造（“有尊嚴的”）工作。

這一切都離不開幻想——畢竟，我們在談論愛情，或者至少是我們認為的愛情。許多世紀以來——自查爾斯·佩羅（Charles Perrault）1697年的《仙女》（后來被格林兄弟記錄為“Aschenputtel”又名“灰姑娘”）以來。或者，如果你喜歡，從塞繆爾·理查森1740年發表的《帕梅拉》（又名“獲得美德”）開始，歐洲人和美國人都喜歡聽窮丫頭最終被提升為淑女的故事。當然，這些故事掩蓋了彩票邏輯所帶來的安慰（如果，我是說如果，有哪個王子選擇了我，然后我就能逃離這堆垃圾呢？），也掩蓋了對種族通婚的巨大焦慮。事實上，這些文本中社會流動性和階級越界的外在表現掩蓋了體裁的內在邏輯。你看，卑微的帕梅拉（或同等人物）天生的精神高貴證明了她根本不應該屬于工人階級，她實際上是分類錯誤的受害者（一個巨大的分類錯誤），然后通過讓她嫁給“上層”來輕松糾正了錯誤，從而恢復了自然的秩序。

時至今日，出版業仍堅持在文學和回憶錄中為這種保守的幻想制造載體，我們不應對此感到驚訝。浪漫主義的幻想仍然與階級幻想密不可分。除非我們連根拔掉“與階級相關的、將家庭浪漫化的愛情情節”的插頭，否則這一切不會停止。

到目前為止，我只聽見了微小的動靜。想想最近三本關于有償護理的暢銷書，它們都基于真實事件，各自的視角形成了互補的三角——天使般的女仆、有罪的夫人，以及介于夫人（作者）與來自郊區、披著羊皮的惡魔保姆之間的虛構敘事立場。

網飛（Netflix）迷你劇《女傭》（改編自斯蒂芬妮·蘭德2019年的回憶錄《女仆:辛勤工作、低工資和一個母親的生存意志》），來自工人階級的主人公亞歷克斯被介紹為最渴望資產階級家庭生活，以及私人家庭生活的人。劇中出現了一系列奇幻的場景，包括亞歷克斯在做清潔時閉上眼睛，突然出現在一個充滿陽光、親切的家里（以她客戶的美麗房子為原型），擁抱她的女兒。這使她成為一個可愛的女主人公——她不是一個有威脅的無產者。只有在亞歷克斯的幻想中，她才會從客戶的設計師冰箱里拿蛋糕填飽肚子；在現實生活中，她絕對不會偷東西，甚至連她被要求扔進堆肥箱的奢侈食物也不偷。事實上，這足以讓她感到驕傲，這是她在家庭暴力收容所里，幾乎帶著歉意告訴她室友的幾件事情之一。通過她的臉部特寫，讓我們想起了Hulu的《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我們看到“女仆”亞歷克斯基本上只是在受苦，沒有復仇的打算。

然而，近來文學界幾乎承認，那些照顧廚房表面和小孩的人的心中，有著野蠻、黑暗、絕望和憤怒。對于受雇從事這項工作的人是如此，對于雇用他們的人也是如此。

《女人的工作：對工作和家庭的反思》(Women 's Work: A Reckoning With Work and Home, 2019)是梅根·K·斯塔克（Megan K. Stack）最暢銷的回憶錄。在書中，斯塔克寫到了她付錢給在北京和德里照看房子的女人，而她則坐下來努力寫作（寫關于她們的故事）。她說:“我們（那些住在我家的女人）只能隨機應變，忍受我們能忍受的一切，變成我們允許自己變成的怪物。”

在萊拉·斯利馬尼（Le?la Slimani）的小說《完美保姆》（The Perfect Nanny，2016）中，女傭心理的扭曲達到了殺嬰的地步。在小說的第一頁，被壓榨的巴黎保姆被指控“殘忍地殺害了一個小男孩和女孩”。斯利馬尼在摩洛哥長大時，她的父母確實雇傭了一個保姆。她回憶說，每個人都假裝這個保姆“是家庭的一員，但每個人都知道她不是”。那么，《完美保姆》一書的作者，在她別致的巴黎公寓里，是否雇傭了一個保姆來照顧她的小兒子和小女兒呢？我不知道。但在2018年，斯利馬尼身著印有含有曖昧的挑釁意味的“Bourgeoisie Sauvage（資產階級的野蠻人）”的毛衣，迎接采訪者的到來。

《女傭》、《完美保姆》和《女人的工作》中普遍存在的一個主題是孤獨。“盡管米婭（Mia）不斷地撫摸和拉扯，而且用她黏乎乎的手抓著我，”蘭德談到她的女兒（現實中她的名字叫Story，在劇中叫Maddy），“但是我還是走在絕望的深淵中。”許多蘭德/亞歷克斯（分別為小說與網劇的主角姓名）打掃的房屋的主人都把她當作一個無名小卒。而蘭德/亞歷克斯不得不一面 “為她清理噴射浴缸的塞子上的陰毛和腿毛茬”，一面從聽她的命令。她對這種待遇以及對她那可笑的低工資的憤怒，因作為單身母親（甚至因為身為白人母親）去領取國家福利時候遭受的對待而變得更加嚴重。在超市里，當她用食品券付款時，人們對她咆哮道：“不客氣！”她的孩子經常生病，因為霉菌侵襲了她們的小家，蘭德/亞歷克斯不得不在工作結束后進行大掃除（這是出于關愛，而非金錢）。

2019年，在新冠大流行前夕，全球估計有1億名帶薪家政工人，其中絕大多數是婦女，工人中有五分之一是移民。這個龐大勞動力中的大多數（也許是全部），同時在其他家庭免費工作，大多數婦女都是如此。斯塔克認為，無報酬的家庭工人占到了“人口的一半”。即使作為清潔工和廚師的工作場所的“家庭經理”，她也清楚且正確地將自己歸在這一半人里。《女人的工作》令人信服地描繪了家務勞動的邪惡、無限擴張的本質：它的重量甚至可以壓垮像斯塔克這樣的“女士”， 她被新殖民主義的阿嬤（ayahs），英國統治期間的歐洲太太（memsahibs，從前印度人對歐洲婦女的尊稱）所雇傭的的保姆所包圍。作家斯塔克“一次又一次地被她自己（我）所寫的東西絆倒”。她失敗的原因是，作為一個有抱負的女性記者，“你的勞動力更便宜，你的非家庭工作比你丈夫的更可有可無”。

亞歷克斯與女兒

網飛迷你劇《女傭》的主人公逃離了她的酒保男友和他的移動房屋（mobile house），簽約成為了價值女傭（Value Maids）的一員，該公司在華盛頓一家洗衣店后面的一個存儲集裝箱內進行經營。離開男友后，她和女兒先是住在她的車里，然后住在輪渡碼頭的地板上，最后住進了受虐婦女庇護所。一名當地的福利官員向亞歷克斯介紹了這份工作和收容所，在她出現在社會服務中心時，她非常絕望，還抱著一個小孩。不過，她仍然需要說服自己接受這個住處，因為在她看來，她并沒有受到真正的虐待（她的前男友只是用拳頭打了她頭旁邊的墻）。

亞歷克斯不愿意把自己當作受害者，或者把她的伴侶當作虐待者，這令人心碎，也反映了一個非常普遍的現實。但這也被描繪成道德上的榮譽。與《前程似錦的女孩》（2020）這部支持殉節和反叛亂的電影幕后團隊所提供的信息相似，《女傭》的主角并不對任何人感到憤怒。至少，她不會因為憤怒而采取行動。在亞歷克斯的第一個任務中，房主是一個惡毒的、超級有錢的黑人嬰兒潮一代。在亞歷克斯因饑餓而暈倒僅幾秒鐘后，她就命令溫順的年輕苦力站起來。然后，她拒絕向亞歷克斯支付她被拖欠的37.5美元。即便如此，與許多關于被利用的勞工的故事（奉俊昊的2019年奧斯卡獲獎影片《寄生蟲》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相比，《女傭》中的亞歷克斯沒有孵化出報復性的暴力、沒有仇恨，也沒有復仇的幻想。當她那個更有階級意識的收容所伙伴綁架了這位女士的狗，希望幫助亞歷克斯討回她被欠的工資時，亞歷克斯承認了罪行，雖然她設法說了一句“去你媽的”，但她甚至沒有向這位女士要錢就把狗還給了她。在該系列的最后，這位女士成為了亞歷克斯的假朋友、救星和恩人，慷慨地給她介紹了一位精英女性老板，一位使亞歷克斯擺脫監護權之爭的律師。

綁架一只狗5分鐘，就為了向一個百萬富翁勒索你應得的工資，這讓你成為了什么樣的人？這是個滑坡，我們也許應該這樣想：接下來，你就會以給你女兒提供棲身之所，養活自己等等的名義，征收有錢人的財產，這一切都比“對你所服務的統治階級抱有同情心”要好得多。亞歷克斯無休止地聽著雷吉娜的生存之痛，她在不成功的生育治療上花費了30萬美元，然后把她在感恩節工作時試穿的一件羊絨衫還給她。雷吉娜表示：“你留著吧。”亞歷克斯說，“不，有一天我會自己買的。” 雷吉娜告訴了她這件開衫的價格。亞歷克斯迅速地拿走了這件開衫。同樣地，相對富裕的熟人、理想伴侶、關愛大師、亞歷克斯的準男友內特，也必須被她拒絕，理由是她不會接受“施舍”或“賣淫”。她不想成為一個傍大款、被包養的人。奈飛公司暗示，她是美國白人女性勤奮工作的典范，也是一位極度投入且負責的母親。

無論是在書中還是在電視上，《女仆》都不愿讓讀者和觀眾體驗階級復仇的樂趣，哪怕只是提供短暫的體驗。斯利馬尼的《完美保姆》和斯塔克的《女人的工作》都沉浸在家務活可能帶來的殘酷中。

斯利馬尼同情地想象著來自郊區的白人家庭傭工在伸手拿菜刀之前，一點一點地陷入債務和苦難的深淵。斯利馬尼的小說捕捉到了保姆的斗爭本質——她的困境是不可抗拒的，這種力量令人想起莫泊桑的19世紀寓言《項鏈》（The Necklace），或者黃東赫（Hwang Donghyuk）的新熱門作品。

相比之下，斯塔克，盡管她作品的副標題是“反思”，而且因為“毫不留情”而受到批評，但是她焦慮地面對著一種可能性，即她實際上可能是家中唯一的“怪物”。《女人的工作》記錄了一位生活在印度和中國首都的著名美國作家，在維持職業生涯中所面臨的考驗和與道德規范做斗爭，她不僅與她的丈夫（一個更為成功的外國記者）共享空間，還與小麗、瑪麗和普加共享空間：一群成員不斷變化的、廉價的棕皮膚保姆（她們自己就是母親），她們做飯、打掃房子、照顧她的小孩。為了不讓斯塔克在她自己的眼中受到譴責，她必須掩蓋她家里的階級對立，轉而以性的團結為中心。為了把自己看成一個好媽媽，她必須相信這些女人大概和她一樣，并不希望她的兒子們受到傷害。將這一點與《前程似錦的女孩》中似乎堅持“女性是非暴力的”這一觀點，以及與《女傭》決心推廣的一種觀點：“白人工人階級的單身母親擺脫貧困的方式是天真、體面、且純潔的”相比較——雇用幫手不僅合乎道德，而且安全！就好像斯塔克的寫作下意識地在反對1997年保姆路易斯·伍德沃德（Louise Woodward）因過失殺人罪受審時提出的辯護：如果你不希望你的孩子出事，你應該自己照顧他們。但無論如何，這種說法暴露了對母性的美好看法（只有斯利馬尼敢于指出）——畢竟，“親生”母親也會殺死嬰兒。

在爽快地擺脫了關于永恒母性的感性意識形態之后，斯利馬尼在采訪中并不避諱談及自己與《完美保姆》主角路易絲的雇主、富有的法裔阿拉伯人米里亞姆（Miryam）之間的相似之處。米里亞姆把給自己和孩子們買的衣服藏在布袋里，等路易絲回家后才打開。為此，米里亞姆的丈夫保羅，一名曾經的左派對她的策略表示“祝賀”，“路易絲把他變成了一個老板。他清楚地聽到了自己給妻子的卑鄙建議。‘不要做出太多讓步’”。

路易絲與雇主的互動使她同時被幼稚化和去性別化。當路易絲未償還債務的通知被寄到米里亞姆和保羅家中后，他們對她進行了嚴厲的家長式談話，但與此同時，米里亞姆“認為露易絲很聰明、很善良。”就像阿方索·卡隆（Alfonso Cuarón）2018年的電影《羅馬》（Roma）中的女主人一樣，保羅假設保姆會想和他們一起去度假，接著“指責路易絲把她的貧窮和虛弱一路帶到了希臘”。 盡管如此，這次度假的照片還是被掛在客廳里，因為米里亞姆表示路易絲是“家庭的一部分”。然而，很快米里亞姆就完全換了說法：“她是我們的員工，不是我們的朋友。”

《完美保姆》海報

“我承認，”斯利馬尼在現實生活中毫無歉意地宣稱，“和我兒子一起玩有時很無聊。”同樣地，角色米里亞姆在雇傭保姆之前，認為自己“快要死了，因為除了孩子們的滑稽行為之外，她沒什么可談的”；她說，孩子們正在“把我生吞活剝”。 她確信，她的朋友們肯定也是這樣做的：“看著他們的孩子睡覺，（我）想知道如果那小小的身體變成一具尸體，他們會有什么感覺。”米里亞姆在看著她的孩子們時，會時不時感到“一種瘋狂的需要，要以他們的皮膚為食”，要“用自己的身體擠壓他們，直到他們暈厥、直到他們掙扎。”

所有這些都準確無誤地反映了路易絲身上存在的相似沖動——對此，斯利馬尼很清楚，這些沖動是與真實的感情、真實的忠誠、真實的愛共存的。換句話說，《完美保姆》最核心的黑色笑話包含著這樣一個概念：如果家務勞動是去做別人的臟活，那么這些職責可能包括殺死女主人經常希望死去的孩子。我們了解到路易絲會在孩子們的皮肉上留下咬痕，然后撒謊；了解到她會在“孩子們捉迷藏時因無法找到她而感到驚慌失措時”獲得邪惡的快感；還了解到“有時她想掐住男孩的脖子，一直掐到他暈過去”。

如果斯塔克曾經有過這樣的想法，那么至少她沒有直接說出來。在試圖避開對她孩子的威脅時，她是“無可救藥的儀式主義者”。 她說，她對災難的天生恐懼并不是來自于從戰區的報道，而是來自于“身為人母的內心深處的恐懼”。她不止一次地以這種本質化的方式呼吁宏大的、跨歷史的“母親的憤怒”——但這種想法與她自己的觀察有著直接矛盾，在印度為她工作的女仆們沒有這種憤怒。她觀察到，他們以不同的方式對待自己的孩子:“我想，這是沒有特權的養育方式。當你沒有保護孩子的幻想時，這就是你培養孩子的方式。”

在《女人的工作》一書中，斯塔克記錄了她在要求一個貧窮的中國婦女，以及后來的兩個尼泊爾婦女“到我家來，幫我照顧孩子”后，她所感受到的矛盾心理：內疚、偏執、自我欺騙、自我慶幸、放松以及自我厭惡。當其中一名員工被丈夫毆打并開始飲酒后，斯塔克開始了她的宏大反思，“不管普加有什么麻煩，我都對它有一定的責任。我帶來了這些麻煩。如果普加的公婆知道她的工作，他們就會和她斷絕關系。我是同謀，而讀者也是。”在書中的另一處，斯塔克問道：“我有什么資格為把一個母親從她的孩子身邊租來而感到內疚？我有什么資格感到內疚？我是誰？我不確定了，因為那些女人不愿意說我的名字。她們都說：請原諒我。夫人。”

三本小說對于資產階級如何通過幻想來看待他們的“幫手”的描寫美麗地交織在一起，盡管常常是無意的（不過，奇怪的是，在唯一一篇由女仆寫的，而不僅僅是關于女仆的文章中，資產階級的幻想是最溫和且不殘忍的）。例如，當斯塔克和她的丈夫湯姆討論如何管理他們的員工時，她寫道：“每次我們像這樣談話（我們常談及這個話題），我都不喜歡湯姆，我也不喜歡我自己......它貶低了我們的愛情，玷污了我們的家庭。”斯塔克的書中充滿了負罪感，她將負罪感概括為所有外籍人士的負罪感:“我們都感到負罪——雖然沒有嚴重到去不雇傭女傭，但仍然非常內疚……我們不得不重復念咒來驅散罪惡。”在為她的書做研究時，斯塔克不得不向一群為自己辯護的西方人保證，他們雇用本地女傭“并不意味著他們全是賤人”。 “‘我請了保姆！’”斯塔克說，好像在抗議一般，“我還是你們的一員！我沒有違反軍紀！”

關于她寫這本書的理由，斯塔克寫道：

我不希望我的家庭歷史上留下一串被遺忘的女人，她們曾經照顧過我們的孩子。我不希望我的孩子長大后說，我曾經有個保姆。她們就像家庭的一部分，（我不希望）婦女好像只是作為我們自己的一個功能而存在。

但不可避免的是，人們購買的正是這種功能。普加，由于不守規矩的酗酒行為和相關的“麻煩”，讓這種購買有點不舒服。斯塔克承認自己“在Facebook上跟蹤了普加”，然后又在線下跟蹤了她，完全不信任她。相反，瑪麗，斯塔克悲傷地寫道，是“生活在反烏托邦世界的夢想工人”、“一個沒有渴望的移民工人”。她是“我信任的人”，但同時，“我總覺得我從她那里買了不該被出售的東西。”斯塔克表示，瑪麗是“一個雇來的槍手，一個雇傭兵式的母親”。

斯塔克繼續說道，“瑪麗就是印度。印度就在我的房子里”，斯塔克持續輸出著她的東方主義，“這個聰明的胖女人，這個專業的育嬰專家，正口述著塞滿了幾個世紀以來人類真理的單字......她的眼睛低垂，是一個正在享受私人笑話的宇宙女神。”將瑪麗稱作宇宙女神？斯塔克置身事外的另一個笑話，是她自己無法避免在自己的陳述中加入一些相對化和為自我辯解的成分。她寫道：“瑪麗是幫助某個幸運的女人進步的工具，并且不會讓她感到內疚——事實證明，那個女人就是我，”她說，“當然，不僅僅是我，也一起也不僅僅關于我們。”這里的倫理推理非常混亂，斯塔克寧愿接受某些原則，即每個孩子都有，且都應該有很多母親，卻無法貫徹對階級鴻溝的批評。這意味著一些家庭有購買力，可以隨心所欲地吸納其他母親（但不會在孩子的出生證或財產證上加上這些婦女的名字），而貧窮的女性和黑人婦女卻往往被迫共同撫養孩子。斯塔克隱約意識到有些東西在結構上是錯誤的，但卻完全不愿意指責資本主義，因為她害怕自己看起來太幼稚、太天真了。

即便如此，人們還是更容易想象資本主義的終結，而不是家庭的終結。蘭德被父母和繼父母拋棄和忽視，這既沒有阻止她近乎規范性地投資于“真正的家庭”的想法，也沒有改變她對“母親”的信念。奇怪的是，斯塔克更接近于破壞普遍家庭，她的言論有可能將小說標題中，含有無階級普遍性的女性概念一分為二：

瑪麗是一個理想的家庭雇員，因為她缺少對家庭的真正重視，因此也不希望擁有自己的家庭。她是自由的，無拘無束的，給她錢，她就會留下來工作。她說服自己，父母是多余的，所以她也不會因為離開孩子而備受煎熬。

斯塔克補充道：“沒有罪惡感和情感沖突，這對我和我的家人來說容易多了。如果瑪麗不介意，我們為什么要介意呢？”

斯塔克后來坦白道：“在某些方面，我是個糟糕的老板。當一個人擁有權力時，這不是一場斗爭，而是更接近于虐待。”我們要為她清楚這一點而給她加分嗎？但是，斯塔克認為，這一切不是因為“他們（雇主）不愛你”（難道家庭成員總是彼此相愛嗎？)，而是因為“你不能像責罵家庭成員那樣責罵員工”(那么家庭中就不存在權力不對稱嗎？)。斯塔克有時意識到，不知道“員工”的名字，不給予她們愛，是商品化家務的魅力的一部分：“和瑪麗在一起，（我）從來沒有感覺到愛。我們是她的職責，僅此而已。”那么，哪種情況更糟，是失職還是失去愛？

蘭德最接近離職的時刻，是經歷了短暫的誘惑，她扔下刷子，離開了一個臟得讓她的老板“喘不過氣來”的房子，停止了進行“搬家式清潔”。在她離開時，她還對另一個不受歡迎的房子豎起了中指。蘭德的手和胳膊上都有紋身，但如果你看過她在女仆夾克上的作者照片，你根本無法想象她那么叛逆。在照片上，她穿著有蕾絲衣領的衣服，看起來就像維多利亞時代的人。網飛改編版中的角色同樣沒有紋身，眼睛睜得大大的，一副孩子氣，演員瑪格麗特·庫里（Margaret Qualley）為了這個角色遮住了自己的紋身。在小說的最后幾頁，蘭德宣稱自己一直是一個嬉皮士。但是，在書的開頭，當她因為懷孕而告別服務員和舞蹈的生活時，我們卻絲毫看不到反生產、反紀律、多家庭的嬉皮士亞文化。

我會做父母們會做的事，幾代人都會做的事——我會做到的。毫無疑問。沒有其他的選擇。我現在是一個母親了。我將用我的余生來履行這個責任。我站了起來，在出門的時候，我撕掉了我的大學申請書，去工作了。

這種犧牲是極不公正的。但在書的最后，蘭德回溯到她那些痛苦地吸塵和擦拭的歲月里，她發現了愛，偶爾還會伴隨著恐慌癥的發作。蘭德的女兒米婭了解到，她母親在這個世界上的角色一直是“幫助別人”。這種累人、重復、吃力不討好、有害健康的工作一下子就得到了救贖。原因很簡單，也很容易理解——沒有什么比我們的痛苦不僅是非必要的，而且是毫無意義的這種想法更以難接受。

這也無傷大雅，在書的結尾，蘭德正在擺脫貧困，她的作品正在走向暢銷。這種類型的作品堅持要求對“她的勞動意味著什么”這一謎題提供答案。純粹的偶然性不是個令人滿意的解釋。似乎必須要有敘事性的東西來解釋為什么她能逃脫貧困，為什么她應該獲得幸福。

而且，事實上，即使在蘭德堅持認為我們應該支持福利申請者（“如果沒有這些政府資源，這些工人、單親父母以及其他的人將無法生存。這些不是施舍。”），她也清楚，她比其他處于類似情況的婦女更成功，因為她是“最努力的工人”。最努力的工人，一個“忍者”。她明白，資本主義的一個變態效應就是讓她覺得，如果她坐下來，哪怕只是因為極度疲憊：“就意味著我做得不夠，就像人們認為我是那種懶惰的福利接受者一樣。”但她并沒有為自己或其他人的“懶惰”權利辯護。她寫道:“我必須不停地工作，我必須證明我在接受政府福利方面的價值。”換句話說，她可以看到，但并不否認這種邏輯，即吃飯的權利取決于個人的工作，并將居住的權利與道德上“應得”的標準捆綁在一起。為了在書中闡明這一觀點，讀者們得到了安吉拉這個文學上的陪襯，她是一名不明種族的同事，住在一輛“被譴責”的拖車里，蘭德認為她煙癮大、懶惰、還做著“從客戶家里偷零食”這種不道德的事情。在電視劇中，偷東西的女人丹妮爾是拉美人。

和蘭德一樣，斯塔克在書的結尾也思考了她擁有這樣的核心家庭是多么幸運。但與《女傭》不同的是，《女人的工作》采用了性別差異的普遍概念來構建其最終結論。斯塔克寫道，女性“為家庭付出了大量的時間”，“我們付出了生命……每個母親都為自己的孩子獻出了生命。這是首先發生的事。”她似乎認為，在某種程度上，性別與階級是可分離的，而且比階級更重要。她寫道：“歸根結底，答案是男人。他們必須做工作。他們必須做這該死的工作！為什么我們如此糾結，不愿說出這個簡單的事實呢?”斯塔克知道，并給出了答案。斯塔克明白，要求所有階層的男人和女人共同承擔這些任務——減少女性的責任、公正分配育兒任務，就足以“把我們的家庭炸成碎片，使我們的家庭四分五裂，破壞我們偉大的愛情，破壞我們所珍視的一切”。即便如此，對斯塔克來說，克服性別分工的前景似乎是現實的，而克服資本主義則不然。“我去過世界各地，但我還沒有找到一個婦女不受打擊、不被剝削和憎恨的地方”。

網飛版的蘭德回憶錄敏感地處理了伴侶虐待的話題，和斯塔克一樣，它堅持女權主義的集體團結是對抗家庭暴力的核心（也暗示了家庭生活中暴力的存在）。但它也保留了《女傭》作為灰姑娘式故事的結構，為她配上了邪惡的繼母，似乎沒有對此類故事帶來的政治后果進行任何的反思。在《女傭》播出前，詹姆斯·柯登（James Corden）執導的亞馬遜版《灰姑娘》就已經上映。劇中，灰姑娘是一個女老板，她拒絕過相對輕松的生活（扮演王子的妻子），堅持在自己選擇的高級時裝職業中努力工作，“永遠”從事企業工作。灰姑娘大聲唱道：“如果一百萬人中只有一個人會堅持下去，我也要做那一個。”還有什么比這兩部劇更能概括破壞工會、反對團結的意識形態呢？

亞馬遜版《灰姑娘》海報

在蘭德擺脫貧困之后（通過書籍的預付款、佩爾助學金和芭芭拉·埃倫瑞奇的社區變革和經濟困難中心的獎學金），她不斷地在社交媒體上發布消息，說當她在刷馬桶時，她做夢也想不到有一天她會住在屬于自己的、漂亮的大房子里。現在，隨著《女仆》的全部十集上映，大房子被封鎖，蘭德在采訪中采用了一種似乎更安全，甚至是溫和的自我批評的語氣。她現在特意堅稱，她的人生故事并不是“自力更生的美國夢神話”。她表示：“我獲得了難以置信的運氣，這種運氣中很多來自于特權。”

女傭工作應該存在嗎？我們目前尚不清楚蘭德的想法。她的“政治”觀點，仍然屬于當今美國主流家庭工人運動的“尊嚴政策”要求的范圍。然而，在被新冠放大的護理危機中，與女傭名聲有關的普遍問題可能會成為更值得探究的存在。換句話說，如果我們不只是去關注其他女傭，（雖然這當然是一個起點），而是去關注女傭制度本身呢？他們說這就是愛，而我們當然可以團結在一起堅持獲得更好的愛的可能性。

什么是不可能的——正如《廢除主義、女權主義與現在》(2022）的作者所堅持的，是改革新殖民主義的階級關系。二十一世紀的批判性種族女權主義者稱之為生殖勞動的“分層”。未來人們是會圍繞《女傭》以及之后的一系列劇集展開的一場關于階級的對話，還是說“白手起家的敘事”會成為在情感上獲勝的商業公式，受到贊揚，免受質疑？在最近的一次采訪中，蘭德談到了在她丈夫的幫助下，他們在后院建造了一個“她的小屋（she shed）”(一種新的房主趨勢，為“她”提供一個舒適的隱居場所)。不過，似乎沒有人問過，他們是否雇傭了外人來打掃房子。

責任編輯：韓少華

校對：丁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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