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科掛機空調E5故障(新科空調開機后出現E5什么情況)

新科掛機空調E5故障(新科空調開機后出現E5什么情況)

前沿拓展：

---

疆域及行政區劃

南朝政區承襲東晉，實行州郡縣三級制。而僑州郡縣及雙頭州郡也因為土斷而變成一般州郡。自漢靈帝中平五年（188年）實施的的州郡縣三級制，到隋平南陳后改為州縣二級制而結束。南朝的州設刺史，郡設太守，只有丹陽郡因為是首都所在地而設尹。縣設令、長。自劉宋以后，令多于長。與郡同級的有王國和公國，設內史和相。還有特為習稱蠻民及僚族、俚族等少數民族設置左郡、左縣和僚郡、俚郡。例如有南陳左郡、東宕渠僚郡等。當時州郡縣有等級之分，大致上以距離首都遠近為品級高低之分，諸州佐吏則按州的等級設置官員。揚、荊二州還有“二陜”之稱呼。

南朝疆域方面，劉宋繼承東晉疆域，基本上為二十二州上下。宋武帝時代是頂峰，但是不久河南地于永初三年（422年）之后逐漸被北魏并吞，后改以淮水為界。蕭齊基本上同劉宋為為二十二州上下，可是相繼失去雍州沔北及淮南豫州之地。蕭梁時州郡設置和疆域變化很大，因北伐獲得淮北之地，一度達河南地。又開拓閩、越、平俚洞，破牂柯。到539年共有大小不一的一百零七個州。侯景之亂后，北齊趁機占領江北淮南之地，西魏趁機占領漢中巴蜀。西魏又受蕭詧之托，率軍奪下蕭梁江陵以北之地，建立附庸國西梁。南陳成立后疆域不多，至569年開始陸續收復淮南及部分淮北之地，并且一度奪下北齊長江以北之地（573年—577年）。到陳宣帝太建十一年（579年）時被北周宣帝占領淮南江北使得國土減少，僅剩長江以南至交廣地區。

北朝政區承襲十六國，如同南朝一樣為州郡縣三級制。然而州轄區不大，州刺史可越郡級直接管理縣，使得郡級逐漸虛級化，到583年隋朝正式定為州縣兩級制。北魏也設有僑州郡縣和雙頭州郡（如南雍州），并將州郡縣按人口數分等級。為了防范新附或異姓叛變，于406年將各級行政長官分立三位，其中州刺史方面須一位為宗室。北魏原設有負責地方軍政的行臺及管理數州軍事的都督。到北齊定為行臺制，北周則為總管制，都是負責數個州郡軍事與行政的政區單位。北齊因為州轄區越分越細，于是設置行臺兼管數州民政及軍事。西魏則改稱都督為總管，性質同北齊行臺。北周時，總管一般兼任駐州刺史，并以所駐之州為名。北魏還特為鮮卑本族或其他民族（漢人除外）設置領民酋長來管理該族，地位只次于州刺史。又延續十六國政區，設有管理州境內其他民族的護軍。其地位等同郡守，至457年廢除。還有鎮戍制，于重要的軍事要地設鎮。鎮由鎮將管理，下置戍，由戍主管理。其中又以鞏固首都平城的六鎮最重要，至孝文帝遷都后勢微。六鎮起義后，北朝的鎮戍專管軍事，不再具政區性質。

北朝疆域方面，北魏自代北之地（今山西省北部）崛起，至439年統一華北而結束五胡亂華時期。其屢次入侵劉宋，占領山東、河南與淮北地。又取南齊淮南地及南梁漢中、劍閣一帶。至此疆域北至漠南草原，西抵西域東部，東達遼西，南達江漢流域。在擴充領土期間，州郡多因時制宜，到487年開始整頓。到北魏孝明帝之后領土減少，州郡濫置。魏分東西后東魏有八十州，西魏有三十三州。北齊建立后，開始整頓政區規劃，廢除三州、一百五十三郡及五百八十九縣。北齊江淮之地后被南陳占領。西魏屢次攻占南梁巴蜀之地與江漢之地。北周開國之初招徠南中（中國西南地區），置寧州（即南寧州）。北周武帝滅北齊，取南陳江淮之地，領土大大擴充。到隋文帝開皇八年（588年）11月時出征南陳，開皇九年（589年）3月底統一南北。

政治體制

南北朝時期的世族雖然權力極盛，但南朝世族已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漸漸走向僵化的趨勢，寒門開始興起；而北朝世族受皇帝影響極大，使得權力并不穩定。

南朝皇帝主要是興起于寒門或庶族，而世族的特權沒有馬上被動搖。南朝規定，世族的子弟二十歲登朝做官，寒門子弟三十歲才能試做小吏。這使得世族升遷極快，短時期內就可“坐致公卿”。寒門為了加入世族，除了改注籍狀并學習中原官話，假裝是名門遠親以外，就只能投靠名門高官（包括王族）作門生，運氣好就可以被提拔作官，未來當到高官后就會自動提升門第，成為中低層的世族；或者更有效的辦法，是投筆從戎，在戰場殺敵立功，最后甚至有可能當到最高的三公，晉升為頂層的高門。南朝有不少三公即是出于軍功，如王玄謨、張敬兒、王敬則、陳顯達等，他們的子弟不但可與王、謝世族中地位較低的支系聯姻，也可以靠著新興的高門身份，去輕視、貶低門第較低者。

世族為了維護社會地位，并且盛行祖譜。例如賈弼之祖孫三代專精祖譜學，撰《十八州士族譜》，共七百多卷。劉宋劉湛、南齊王儉、南梁王僧孺也都有祖譜學專著。祖譜學是吏部選官的重要依據，是維護世族政治的工具。世族同寒門保持著嚴格的界限，不同寒門通婚共坐，然而在南朝中后期也逐漸崩解。南朝世族既不會帶兵打仗，又不能有效管理政事，完全成為寄生于社會的廢物，在南梁侯景之亂后全面崩盤，一蹶不起。寒門主要指無特權的地主和商人，他們不甘心受到排擠，通過考試等各種途徑登上政治舞臺，在梁武帝時期萌芽出科舉制度。南朝的開國皇帝，就是通過領兵打仗、控制軍權而上升起來的寒門。

由于北朝胡族君主需要熟悉中國典章制度的人才，而且也為了籠絡一些有勢力的北方世族，于是與北方漢人世族合作治理國家。而北方世族為了延續下去也愿意配合，但是雙方也會因為風俗習慣或政治觀點不同而引發殺機。北魏孝文帝推動漢化運動后，將鮮卑貴族融入北方世族之中，明定漢和鮮卑世族的等級和地位分為膏粱、華腴、甲、乙、丙、丁六等，漢人世族的郡姓與漢化鮮卑世族的虜姓。并且進一步實行漢和鮮卑世族聯姻，使得雙方的隔閡逐漸減少。六鎮民變后，洛陽鮮卑世族受損嚴重。其后北魏分裂成東西，并分別由北齊與北周繼承。北齊君主并不是十分重用漢人世族，偏重于提倡鮮卑文化與武功；而北周采取關中本位政策，融合胡漢文化，重用蘇綽、盧辯等世族。戰勝北齊、南陳后，政治要津皆為關中胡漢世族所壟斷，關東世族與江南世族都難以抗衡，影響日后隋唐的政治環境。

宋與北魏都出現了后來隋代的三省制度的雛形。北周時按周禮，設置六官，即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府，是隋唐六部制度的源頭。但是在整個南北朝時期，三省六部制仍與三公九卿制共存，直至隋朝建立后才廢止三公九卿制]。門下省負責獻計策和勸諫皇帝，參與機密之事，又成為大權掌握的機構。南朝皇帝為了避免被世族控制，所以讓寒門擔任皇帝身邊的機要職務。例如通事舍人不僅替皇帝起草詔令，又掌管政令，成為天子身邊的實權職務。另一個要職是典簽。南朝君主鑒于東晉方鎮勢強，威脅中央，因此多以宗室子弟為州鎮軍政長官，這就是“擬周之分陜”。典簽則負責控制州鎮要事。典簽每年數次回京向皇帝報告刺史好壞。齊武帝時典簽權勢達到極盛，諸王刺史都非常害怕典簽，所以當時有“諸州惟聞有簽帥，不聞有刺史”的說法；之后篡位的齊明帝也利用典簽之權，將宗王刺史大肆誅殺，但等到權力較為穩固之后，就抑制典簽之權，典簽因此失權，重新變回刺史的實質部下（但仍兼朝廷耳目）。

南朝時期的蠟燭臺架

南北兩朝彼此關系始終處于敵對狀態，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多留類似繩索的發辮，因而南朝稱北朝為“索虜”，而南方多河流湖泊，被河湖包圍的陸地類似島嶼，所以北朝則稱南朝為“島夷”。雙方時常發生戰爭，然而于戰間期仍有開市以互相貿易。

當時常稱南方的土著民族為“南蠻”。長江流域以板楯蠻、盤瓠蠻與廩君蠻實力最大，嶺南以俚族為主。這些民族與漢人雜居，從事農業，受漢文化影響，用漢姓，在南朝后期逐漸融入漢族。板循蠻又稱賨人，原居益州巴郡閬中一帶，之后經渝水北遷漢中、關中。廩君蠻原在益州巴郡、荊州江陵一帶，后來擴展到長江漢水與淮西一帶。史書上提到的巴東蠻、宜都建平蠻都是指廩君蠻。盤瓠蠻又稱“溪人”，發揚地在辰州，分布現在的湖南與江西一帶。

俚族的范圍在南嶺、今貴州南部到海南島、越南北部一帶。有名的有蕭梁的冼珍，她于侯景之亂、廣州歐陽紇之亂時安定交廣，保護當地俚漢人民，被尊為“圣母”。交州以南則是林邑國，林邑王范陽邁屢次近犯南朝的日南、九德等郡，林邑國到了南朝后期成功占領日南郡。南朝的交州曾數度發生割據抗命的事件。468年起李長仁與李叔獻兄弟據交州抵制劉宋朝廷，齊高帝采用劉善明的建議，安撫李叔獻為交州刺史。齊武帝時，叔獻阻截外國貢獻，武帝乘機派兵攻占交州。南梁時，505年交州刺史李凱據州叛變，梁廷派李畟討平，并斬當地反抗者阮宗孝。541年李賁起事，攻陷州城龍編，于544年建國萬春。隔年梁廷遣楊瞟、陳霸先等率兵擊敗李賁軍隊。546年李賁退保屈獠洞時被殺，其部下趙光復仍據龍編，兄長李天寶據屈獠洞。李佛子繼承后于571年攻滅趙光復。隋朝時隋廷派劉方南征，李佛子遂向隋朝請降。

中國西南的南中地區，自東漢晚期至東晉時的長期戰爭，中原朝廷無力兼顧，遂形成豪族爨氏割據一隅。宋齊梁時期，南中地區雖仍為屬地，并置寧州刺史之職，然而大多遙領，未能至任，爨氏方為當地實際控制者。梁朝寧州刺史徐文盛曾在當地有所作為，但因爆發侯景之亂而離去。西魏乘機于553年攻取巴蜀地區，置益州刺史，其后宇文氏取代西魏，建立北周，即令益州刺史尉遲迥兼理寧州軍事，招徠南中地區，任爨瓚為寧州刺史，南中遂屬北周

500年柔然汗國的勢力范圍（綠色）

柔然是曾隸屬于拓跋鮮卑的別部，與拓拔部（北魏前身）關系較近，是漠南漠北第一強國。自北魏道武帝時期常攻打北魏，并且經略河西走廊，領有突厥、高車等從屬國。東西魏時期，552年突厥首領土門可汗建立突厥汗國，兩年后攻滅柔然。突厥并吞高車余眾，與薩珊王朝合并在558年滅白匈奴，疆域擴張到東至布列亞河，北至貝加爾湖和外興安嶺，南抵中原與阿姆河，西達咸海。突厥汗國以今阿爾泰山為界，形成土門系的東突厥和室點密系的西突厥。時東北民族可分為兩大語族，扶余國（豆莫婁）、庫莫奚、契丹與室韋的扶余語族與分成七個部族的勿吉（靺鞨）語族。扶余國以農業和畜牧業為主，盛產名馬、赤玉、大珠，貂皮。社會盛行巫術，也會在戰爭時祭天占卜以預知吉兇。勿吉人則是“相與偶耕，土多栗、麥、穄，菜則有葵”，以打獵為業。扶余國于東漢初期時強盛，臣服勿吉等國，其國人與后來的高句麗、百濟有關聯。到北魏時期，北魏孝文帝延興六年（475年）勿吉逐漸興盛起來，不久勿吉、扶余國、高句麗等東北諸國遣使向北魏朝貢。北魏為了安定這個地區，開市于和龍、密云之間，與東北各國熱烈的貿易與使臣交往。478年勿吉向北魏請求和百濟南北夾攻高句麗，北魏就勸阻這場戰爭發生。北魏衰退后，493年勿吉滅亡扶余國，領土擴展到整個松遼平原，成為當時東北一支強大部落。

在朝鮮半島有高句麗、百濟與新羅等三國以及日本的倭國。高句麗為強國，威服百濟與新羅，并吞扶余遺民，受南北各朝冊封國王，550年后因為內部斗爭而逐漸衰退。百濟受到高句麗與新羅的排擠，所以努力維系蕭梁、倭國等關系，在貿易與朝貢都有蓬勃的發展。新羅受到高句麗的威脅與百濟結盟，于六世紀開始強盛并并吞倭國最后勢力任那。倭國在晉末南朝時期由倭五王多次遣使到建康，要求獲得南朝皇帝的冊封。其中倭王武更向宋順帝提到要進軍朝鮮半島。倭國借著南朝皇帝的封冊，鞏固在任那的勢力。而南朝則是逐漸增加對倭王的冊封，承認倭國在朝鮮半島南部的統治。

仇池國亡于北魏后，分別建立武興國與陰平國。472年楊文度建國武興，與南、北兩朝周旋和交戰。505年楊紹先稱帝，次年敗于北魏而被俘。534年楊紹先乘北魏分裂時復興武興，于553年亡于西魏。。477年楊廣香建國陰平，受北朝支配，通好于南齊、梁。580年沙州楊永安響應益州總管王謙，起兵反抗楊堅，最終戰敗而滅國。

西域在南北朝時期于經濟文化上成長進步，當時絲路已經有了三條：自高昌轉西、與中道合龜茲為北新道；自鄯善向于閬為南道。有名的國家或城市有高車、高昌、鄯善、龜茲與于田。高車本來屬于鐵勒副伏羅部，臣屬柔然。487年領主阿伏至羅率部西遷至今吐魯番西北建高車國。高車國曾威盛西域，并且短暫控制高昌。之后陸續被嚈噠與柔然夾攻，到541年被柔然攻滅，余眾于546年并入突厥汗國。北魏太武帝時期在西域有兩個據點，一個是高昌郡，另一個是派萬度歸攻下，比同郡縣的鄯善國。在北魏文成帝時期柔然扶闞伯周為王，高昌國正式建立。經四周諸國爭奪，到499年由麹嘉建立麹氏高昌。龜茲盛產煤鐵，擅長鑄治。另外尚產銅、鉛、良馬、胡粉與安息香等等產物，是西域著名的經濟中心。于田國王與百姓都信仰佛法，寺院的僧侶很多。中原很多名僧都到于田取得經書，百姓皆提供僧房給遠方的僧侶，這些都使于田成為了佛教文化中心。

500年柔然汗國的勢力范圍（綠色）

軍事制度

執號角騎兵陶瓷雕像，北魏時期

在南北朝時期，朝代常因為軍權流入權臣手中而更替。南朝的軍事制度大至延續兩晉兵制，然而世兵制衰落，所以以募兵制為主。北朝在軍事制度方面，在北魏初期采行兵民合一的部族兵制，統一華北后逐漸成為世兵制。北朝后期出現府兵制，成為隋唐兵制的基礎。但西魏、北周的府兵制并不是如同隋唐府兵制：平時為民，戰時為兵；兵不識將，將不知兵，而是鮮卑兵制，是部酋分屬制，是兵農分離制，是特殊貴族制。

南朝兵種以步兵和水軍為主，騎兵較少。兵源原本來自世兵制。但是因為戰爭的消耗、士兵的逃亡和被私家分割，部分兵戶變為民戶，兵源趨于枯竭，于是改以募兵制為主。南朝軍隊區分為中軍（亦稱臺軍）及外軍。中軍直屬中央，平時駐守京城，有事出征。在劉宋時，宋武帝劉裕加強皇宮兵力，以圖扭轉東晉以來外強內弱的局面。然而，由于宗室自相殘殺而失敗，歷朝屢次有篡位之事發生。外軍則歸各地都督管制。都督多兼刺史，而且常與中央抗衡。

兩位騎馬的人，北齊時期的壁畫墓，山西太原

北朝方面，北魏軍隊在初期以鮮卑騎兵為主力，其補給是由各部自行掠取。在統一華北過程中，漢族逐漸加入軍隊。當攻城戰增加后變為步、騎兵混合。之后步兵成為主力兵種。北魏統一華北后，軍隊分為中軍、鎮戍兵和州郡兵。中軍在平時守衛京城，有事則成為對外作戰的主力。鎮戍兵是為保衛邊防而設置的。鎮相當于州、戍相當于郡。初時僅設于北部邊境，后來擴展到南部邊境。州郡兵，是維持諸州治安的軍隊，有時也充作鎮戍兵或是隨軍出征。北魏后期也逐漸形成固定的兵戶。

東魏和北齊的軍隊主要由六鎮鎮民和洛陽的鮮卑兵所組成，在北齊時又編成“百保鮮卑”。另外，也選漢族勇士來防備邊界。西魏和北周受到鮮卑傳統和漢文化的影響，于550年創立府兵制。該制度將遷至關中的六鎮軍民編成六軍，并設立八位柱國大將軍。西魏權臣宇文泰為最高統帥，西魏廣陵王元欣無實權，其他六個柱國則分領府兵，各督署2大將軍。北周時又擴增柱國人數，并將兵權集中在皇帝手中。但此時府兵制不同于隋唐府兵制，他們仍然是職業兵，宇文泰將府兵將領（及其士卒）改從鮮卑姓，并使之與土地結合。組成一支隸籍關中、職業為軍人、民族為胡人、組織為部落式的強大的軍隊。且府兵雖為主力，但仍有守衛京師的中軍、地方的鎮戍兵及州郡兵等其他軍隊。而且世家豪族勢力強大，大都擁有實力不弱的私兵。

社會與人口

這是在北魏或北齊時期的墳墓出土，主要在保護死者的靈魂

南北朝社會的人口很復雜，大致上可分為四個階層：名門豪族的世族；自耕農、新民等從事農工商的編戶齊民；屬于部曲、佃客、衣食客、門生舊故等依附世族的依附人，受政府控管的雜戶、百工戶、兵戶與營戶也是依附人；最后是奴婢、生口、隸戶及被俘擄遷移的城民，這些都屬于奴隸。

魏晉南北朝是世族政治時期，雖然北方豪族的地位與權力遜于南朝，但也居于極高的地位。世族控制的人口有部曲、佃客與奴隸，不經“自贖”或“放遣”，是不能獲得自由的。部曲主要用于作戰，由于戰事減少所以也參于生產活動。由于南朝大家族制的衰亡使得部曲逐漸受國家控制。佃客的來源有政府依官品賜給與私自招誘。奴隸的主要來源是破產的農民或是流民，他們是地主的私產，因而可以抵押或買賣。為了防止逃亡，奴隸都被“黥面”。奴隸可以經由“糜喃為客”、“發奴為兵”等方式轉化為地主的佃客和國家的士兵。自耕農是當時農業生產的重要力量。他們對朝廷負擔租調、雜稅、徭役以及兵役，這些都使許多自耕農破產流亡，淪為世族的部曲和佃客。南北朝實行三國以來的世兵制，兵戶世代當兵，平時還需要交納租調。由于手工業者很缺，故官府對雜戶或百工戶的控制極嚴，百工戶從民間征調到官府作坊后，與配到作坊里的刑徒為伍，終年勞作，世代相襲。如果貴族、官僚私占百工戶往往受到懲治。在北朝還有新民和城民。新民是北魏道武帝為了充實國力，大規模遷徙各族人民或工匠至首都地區的人民，計口授田。城民是被征服、被遷移的人民，被配置在各州內，身份如同奴隸。城民民族復雜，分布廣大。

南方約在晉末宋初由大家庭制轉化為小家庭，在同一家族不同職業的十家就有七八家之多，互相漠視。這是因為宗族發展后各家庭親疏貧富不同，若無共同外患就容易分離；朝廷課稅方式對大家族制無益而導致的。而北方面對異族，需要團結合作，仍然保持大家族制。通過參與胡人政權的機會，逐漸將中國傳統文化及典章制度灌輸給異族。但是也有留下一些不良風俗，例如財婚的盛行。

南北朝時，游牧民族與農業民族由互相沖突演化成文化的整合或漢化，形成胡漢融合文化。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在進入中原的過程中不斷漢化，而中原世族為了逃避戰亂則紛紛舉家南遷，促進漢族與南方民族的接觸與融合。所以隋唐時期的漢族已非秦漢時期的漢族，而是黃河、長江兩大流域以原漢族為主體的各民族融合而成的新漢族。永嘉之亂使得大量北方漢人南下江南，東晉初期先設立僑州郡縣的方式安撫這些北方流民（僑居白籍），并且給予低稅優惠。但是僑州郡縣遷徙不定、僑民與當地人民混雜，影響了政府賦稅收入。于是在東晉中后期實施“土斷”，讓北方僑民就地入籍（在地黃籍），與當地人民共同負擔國家賦役。南朝時期實行5次土斷，以413年劉宋劉裕進行的義熙土斷成效最為顯著。這導致南朝境內的僑居州縣陸續消失。永嘉之亂使得北方漢族南遷，但仍有部分滯留在北方與游牧民族相處。由于胡族缺乏統治中國的經驗，所以重用漢人世族治理國家，這引起雙方的文化采借，久之形成文化融合。例如五胡十六國時期各族君主與漢人世族的合作，最后使部分中原胡人轉化成漢人；北魏孝文帝時期推動漢化運動，融合鮮卑皇族與漢人世族；西魏宇文泰采用蘇綽建議，建立關中本位政策，這些都融合了胡漢民族。然而融合的過程難免會產生思想沖突、政治斗爭或種族沖突。例如北魏太武帝因修國史事件滅重臣崔浩一族，牽連范陽盧氏、太原郭氏與河東柳氏，皆滅族。孝文帝的漢化運動使得洛陽鮮卑貴族與六鎮鮮卑貴族產生矛盾，并發生鮮卑化運動以反抗漢文化，最后引發六鎮之亂。主要以六鎮鮮卑人與胡化漢人為主的東魏北齊，保持尚武精神，提倡鮮卑文化、西胡化，極力排斥漢文化。最后由具備胡漢融合文化的北周與替代之的漢化政權隋朝攻滅政治與經濟混亂的北齊與南陳，建立具開創性、“天下一家”性質的隋唐帝國。

經濟

南北朝經濟主要是莊園經濟。世族與寺院的莊園大部分都是多方經營，具有自給自足的性質。農田有良好的水利系統供種植稻、麥、粟、桑、麻、蔬菜等作物，還可以種植竹木果樹、養魚、畜牧等等。還有紡織、釀造、生產工具等手工業。世族的莊園生產主要交給佃客、部曲和奴隸，而寺院是一般僧侶與民戶。由地主集中開墾，這對于地區的開發起一定的作用。由于世族享有特權，佛教較為盛行，致使地主莊園與寺院莊園膨脹，并且大量隱匿農戶。加上戰爭頻繁又使得社會精壯勞動力損失極大，導致國家與地主、寺院間互相爭奪土地和勞動力而爆發流血沖突。例如三武滅佛中的北魏太武帝滅佛與北周武帝滅佛。最后，由于各民族經濟交流加強，并逐漸融合為一體，社會經濟的發展從這種民族融合中汲入了許多新的發展能量。而江南地區已進入全面開發階段，使中國經濟重心南移，最后促成隋唐大運河的建立。

農業

農業是莊園經濟的重心，深受朝廷與世族關切。北方農業規模較南方為小，且大多生產小麥、小米、高粱及黃豆。由于氣候的關系，北方深受饑荒之苦。土地兼并的情形直到南朝仍然十分嚴重，朝廷難以禁止世族兼并土地，宋孝武帝大明元年（457年）朝廷干脆承認占領山林川澤的法令以限制世族搶占范圍。然而法令頒布后反而刺激豪門權貴兼并山澤土地的活動。最后整個南朝在占田奪土、兼山并澤的事例一直是史不絕書的。南朝相對北朝來說比較安定，南渡的移民仍然絡繹不絕，農業生產繼續有所發展。比較突出的地區有荊揚二州，而益州居次。揚州是南朝最發達的地區，其中以建康及其周圍地區發展最大。而三吳地區（吳郡、吳興、會稽）是南朝各種支出的主要來源。洞庭湖周圍的荊、湘地區發展也很快。此外淮南地區原本也是糧食重鎮之一，但是于451年的魏宋戰爭中遭到破壞。經過齊、梁二朝的經營才獲得恢復。南朝各代興修不少水利事業，例如有宋、齊、梁各朝于壽陽（今安徽壽縣南）修治的芍陂；南齊在齊郡（治所今山東臨淄）開墾二百頃廢田，用沈湖水灌溉。基本上，江東帶海傍湖和延江之地，乃至江南腹地即南川、湘川地區等都已經開發了。

北朝前期因為五胡十六國時期的戰爭使得農業發展滯后于南朝，太和九年（485年）北魏孝文帝采納李安世的建議推動均田制，將戰爭時遺下的大量荒地按制度分給農民。這個制度日后推行于西魏、東魏、北齊、北周和隋唐，分配農地主要有露田（種谷物之田）和桑田。露田主要為國有地，給于男女奴婢均可，不可買賣，死后須收回國有。桑田為私有地，給予男子，可以買賣。最后地方官吏可按品級授給公田。北魏實行的均田制與三長制、租庸調制互相配合，促進了農民生產。北魏孝文帝推動漢化運動改善了吏治，使得農業能夠發展成長。直到神龜三年（520年）政治雖然逐漸腐敗，但官府糧倉還是相當充實。北齊的均田制與租調制比北魏限制多，并且增加奴婢的租調。然而東魏、北齊一朝貪污風氣極盛，到齊后主高緯時，荒淫腐朽，大量修建宮殿與寺院，窮極奢華。西魏北周方面，宇文泰采用蘇綽的建議，建立租賦預算和戶籍制度，以保證朝廷收入。由于北周世族的力量不大，加以吏治比較清明，比較容易推行均田制。由于北朝的鮮卑人為游牧民族，其畜牧業原本就很發達，主要產地在漠南地區〔今河套地區〕。在北魏孝文帝時期又在河南設牧揚，養戰馬十萬匹。有名的有爾朱榮的父親爾朱新興，他擁有“牛羊駝馬，色別為群，谷量而已”。

手工業

由于朝廷大力提倡農桑，戶調征絹布，當時絹布的地位等同貨幣，這些都促進紡織業的生產。南朝的紡織業與養蠶業比較發達，產地以荊、揚二州為主。由于絲、綿、絹、布等是南朝調稅的主要項目，因此紡織是民間普遍的副業。織錦業則在益州為主，劉裕滅后秦，把關中的織錦戶遷到江南，到蕭齊和蕭梁時期繁榮。當時富豪人家穿繡裙，著錦履，以彩帛作雜花，綾作服飾，錦作屏障。南朝朝廷設有專官管理礦冶，用水排鼓風冶鑄。煉鋼則使用一種雜煉生鐵和熟鐵的灌鋼法。這種方法可以煉出優質鋼，用來制造寶劍和刀。瓷器的燒制技術早在三國、晉朝時期成熟。南朝時以青瓷為主，產地集中在會稽郡（浙江紹興）。其硬度高，釉料勻，通體青瑩。江南其余地區的制瓷技術各有自己的特點。南朝的紙張潔白勻稱，完全取代了簡牘，藤紙與麻紙都很流行。造船業也十分興盛，最大可以載重二萬斛。

北朝的紡織業主要是絲織業和毛紡織業，是手工業中最發達的一個產業。絲織中心有涇州（今陜西涇川）、雍州（今陜西西安市）、定州（今河北定縣）等地。絹布產量增加使得絹價下降。由初期每匹絹千錢，到北魏孝文帝后降到二三百錢。官方的絲織業規模巨大，有宮內或京城內的官方工場、作坊，為朝廷生產綾羅錦繡等絲織品。民間有專業的綾羅戶、細繭羅縠戶，分散在今河北、山東一帶，其產量大且質量精美。有山東的大文綾、連珠孔雀羅，阿縣的縞。毛紡織業的產品主要是氈，用途很廣，利潤頗豐。可用來作襦（短衣）、袴（套褲）、靴墊及帳蓬等。北朝朝廷也設有專官管理礦冶，以冶鐵業最為發達。鐵產量很高，450年劉宋軍隊攻克北魏碻磝戍（今山東聊城東）時就繳獲大量鐵器。資量方面，相州的牽口冶造的刀，為全中國地區之最，皆送入京師武庫。北齊綦毋懷文所造的宿鐵刀，既有非常強的硬度，又有韌性，斬甲過三十札。

商業

南朝農業和手工業發達，加上江河交通便利，使得商業發達。由于政治松弛，幣制廢弛，質量不精。市場上有普通的生產用品、生活用品與奢侈品。商賈小者坐販于列肆，大者轉運于四方。商稅是朝廷收入的大宗，然而世族有免關稅權，在任期屆滿時帶著大批貨物作為“還資”，然后轉販各地。商業重鎮有建康、江陵、成都、廣州、廣陵等地。建康是三吳的經濟中心。南朝梁武帝時建康城內有居民28萬，貢使商旅，方舟萬計。會稽、吳郡、余杭居次。廣州是海上貿易重鎮，貿易對象有東南亞各國、天竺、獅子國、波斯等國。江陵是關中、豫州、益州、荊州、交州、梁州的轉運站。成都不僅商業繁盛，也是蜀錦的重要產地。

北朝商業在北魏漢化運動后也逐漸成長起來。貨幣方面，原本以絹布谷物的物物交換作為交換媒介，孝文帝改制后鑄五銖錢改善，但仍然難以流通。商業重鎮有洛陽、鄴和長安。洛陽是北方的貿易中心，西陽門外有大市，周圍八里，十分繁榮。當時除了商販和大商人外，許多貴族、官僚也從事經商。貿易對象有中亞、西亞諸國、高句麗、百濟、伽耶、新羅與日本商人。西域商人經營的主要是金銀珠玉、珍物器玩，以換回中國的絲織品、工藝品等。盡管南北朝彼此戰爭不斷，停戰期的貿易仍然活躍。雙方常以谷物、布帛代替貨幣在市場上流通。貿易方式主要有官方互市與個人走私，其中走私在民間、官員、軍隊中都有。關于商品的需求，北朝需要甘蔗、荔枝、芒果、香蕉、菠蘿、楊梅、橘柚等水果以及北方官員、貴族享用的奢侈品；南朝則需要北朝的馬匹、駱駝與毛織品等。總體來說，北朝商業仍然不及南朝活躍。

文化

龍門石窟的皇帝禮佛圖

儒學獨尊的地位在晉朝被破除后，到了南北朝時期已經形成多元化的思想。在諸多的思想流派中，出現了以法治國、務實求治的主張（三國曹操與諸葛亮、東晉王導）和《無君論》（東晉鮑敬言）、《神滅論》（南梁范縝）、提倡“人死則神滅”（北魏邢邵與北齊樊遜）等有價值的觀點，也產生了消極頹廢、遁世游仙的思想。影響最大的是玄學思想。玄學在南朝十分興盛，宋文帝時設至玄學館，玄學與史、文、儒并列四學，清談益盛。到梁武帝時鼓勵提倡經學，但此時經學已經受清談影響，只注重于辯論之說。隋朝統一后清談漸漸衰退，直到唐朝中期才終止。由于佛教過度膨脹與糜爛，出現了不少反對過度崇佛的思想家如南梁范縝、北魏邢邵與北齊樊遜，這些人的思想衍生出無神論。

范縝是齊梁之間人士，489年在竟陵王蕭子良的宴席上發表了反對佛教因果報應論，認為靈魂并不存在。他的觀點主要是唯物論的“變化的形一元論”，認為身體與精神都是物質，整個宇宙就是一個物質的動態變化。神滅論處理了“體”、“用”、“變化”、“關系”諸主題，完整概括了“唯物本體論”所應處理之主要范疇。范縝著有《神滅論》與答復反對派曹思文的《答曹舍人》。他的論點引起朝野反彈，曹思文作《難神滅論》，蕭琛引“杜伯關弓”、“伯有被介”故事駁之。篤信佛教的梁武帝也展開論戰，作《敕答臣下神滅論》，命令他放棄觀點。梁武帝組織僧俗六十多人發表文章對范縝進行圍攻，引發思想界一場關于“神”（靈魂）滅不滅之理論大戰。然而變化的形一元論的涵義與變化廣大，幾可做無窮盡的推論引申，范縝辯才無礙，眾人難以反駁他，最后判范縝為“異端”而流放他。

北朝的邢邵與樊遜等思想家主張無神論。邢邵是北魏后期東魏初期人士，當時佛教受到鮮卑皇室提倡而興盛。他反對“神不滅論”，主張人死則靈魂就會消失，否定人死為鬼的理論，認為“欲使土化為人，木生眼鼻，造化神明，不應如此。”他還主張類化論，只有同颣事物，才可以轉化；不同類事物不能轉化。類化說顯現出物種產生的多元性與差異性。邢邵思想以及他和杜弼爭論輪回等問題等都紀錄在《北史·卷五十五·杜弼傳》與《北齊書·杜弼傳》中。樊遜北齊人，554年北齊文宣帝欲封禪泰山，樊遜向齊帝勸諫道教、神仙皆為虛妄。

顏之推南梁人，后被迫仕北朝。他主張早教，認為“人在小的時候，精神專一；長大以后，思想分散，不易學習。”他所撰有的《顏氏家訓》對往后中國社會有深遠影響力，后世視之為家訓的典范作品，獲得儒家學者及佛教徒的重視。

文學

南北朝時期的文學發展迅速，其中南朝風格偏向華麗纖巧，而北朝風格偏向豪放粗獷。北朝代表人物是北地三才，即邢邵、魏收、溫子升。南朝方面，文學代表是駢文，講究格律、詞藻、用典。內容多脫離實際生活，抒發一些富貴閑愁。以庾信文章為代表。詩風流行元嘉體與永明體。元嘉體是代表劉宋元嘉年間的詩風，代表人物有“元嘉三大家”謝靈運、顏延之與鮑照。他們的共同功績是把古體詩推進到完全成熟階段，并且注意聲律和對偶的運用，并且逐漸發展出近體詩。而永明體（亦稱“新體詩”）是南齊武帝永明年間形成的一種詩體，受印度梵音學特別是佛經轉讀及梵唄經聲的啟發，周頤首先發現了漢語平、上、去、入四種聲調，著《四聲切韻韻》。詩人沈約又根據自己對四聲的理解，撰為《四聲譜》。王融等人為之扇揚，并在創作中進行試驗，永明聲律論盛極一時。永明詩人在詩中力求做到“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避免所謂八病（即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于是產生了永明體，這是唐代格律詩的源頭。南陳徐摛、徐陵與北周庾信的徐庾體文章綺艷，也是很有名。江淹與鮑照并稱南朝辭賦大家，江淹的《恨賦》、《別賦》與鮑照的《蕪城賦》、《舞鶴賦》并稱南朝辭賦的絕唱。江淹在獄中寫的《詣建平王書》，辭氣激昂高亢，不亢不卑，字行間流露出真實情感。江郎才盡也是指他晚年時減少寫作的情形。

敘事長詩方面以北朝的《木蘭詩》和南朝的《孔雀東南飛》為代表。民歌方面，由于南北文化不同，呈現出不同的色彩和情調。《樂府詩集》即有“艷曲興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的說法。小說受到名士清談的影響，促成軼事小說的出現，可分為“志怪小說”和“志人小說”。比較有名的有劉義慶的《世說新語》，為后世文學作品提供大量典故和成語。道教影響了中國藝術及科學。例如《游仙詩》等文學，描述神仙飄逸之妙或借由神仙之說抒發情懷。道教名士陶弘景、陸修靜均擅長神仙文學。《玉臺新詠》為陳后主妃子張麗華所撰錄，主要收錄男女閨情之作。

文學研究方面，劉勰的《文心雕龍》成為中國第一部系統文藝理論巨著，主張實用的“攡文必在緯軍國”的落實文風，反對不切實用的浮靡文風。南梁武帝的長子蕭統組織文人編選的《昭明文選》是中國現存的最早一部詩文總集。于唐朝時與五經并駕齊驅，盛極一時。直至北宋的民間尚傳謠曰：“文選爛，秀才半”。這兩部巨著都對后來中國文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鍾嶸的《詩品》也是重要的專著，開創中國古代詩論、詩評的體制。其專注于漢朝至南梁的五言詩，確定文章風格的來源，一派學《詩經》、一派學《楚辭》。然而三品評判過于牽強，如下品的曹操、中品的陶潛、嵇康、曹丕等人在今日已獲得較高評價。

史學

南北朝繼承了漢代以來設官修史之制。宋設著作官（宋齊梁陳時官名及分職屢有更改），負責撰修國史（本王朝史）及帝王起居注。南齊始有國史與前朝史之分。北魏亦設著作官及起居令史，使修史官與起居官逐漸分職。北齊始設史館（或稱史閣），為專門修史機構，影響中國日后的官方修史制度。西魏、北周亦設著作官制度。南北諸朝又有大臣監修史書。此外，南梁時始行編修武帝、梁元帝的“實錄”，是為唐代開始一朝接一朝修實錄的濫觴。

紀傳體斷代史書在南北朝史學仍占一席位。官修的有如沈約《宋書》、蕭子顯《南齊書》、魏收《魏書》，私修的有如范曄《后漢書》。

反映社會各種狀況的史書，亦在南北朝盛行。如范曄《后漢書》、沈約《宋書》當中新增“獨行”、“逸民”（或“隱逸”）、“列女”等類傳記各種人物面貌；宗教史籍有慧皎《高僧傳》記述寺院建筑的有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地理類著作方面，以酈道元《水經注》為南北朝集大成之作。少數民族歷史亦因五胡各族建政權而深受重視，成就較高的有崔鴻《十六國春秋》、蕭方等《三十國春秋》。

譜學（或叫譜牒學）在南北朝門閥政治影響下而大盛一時。各豪族郡望為求鞏固社會地位和政治權利，乃撰修家牒，以彰顯自身血統、門第及婚宦。繼家譜出現后，又有了家譜學的研究，當時便出現“統譜”、“百家譜”等書籍。

南北朝的注史之學，具代表性的有如裴松之《三國志注》。裴注著重資料搜集、補充史事，不再局限于對音訓及解釋史文，對中國的注史方法產生有相當影響。裴松之對史料相互考異，日后史家有所繼承，如司馬光撰《資治通鑒考異》。裴注里又有對前代史家的評論，這推動了中國史學批評的發展

宗教

本時期的宗教逐漸以佛道為主流，并與玄學互相競爭。佛教在南北朝的蓬勃發展，已脫離先前依附儒、道的困境，于北魏劉宋時開始流行并逐漸中土化，時人對菩薩的信仰十分流行。當時佛教逐漸產生出學派，有名的有三論宗、涅槃宗、天臺宗、律宗以及禪宗。三論宗奠基于南北朝僧肇、遼東僧朗、興皇法朗、茅山大明、吉藏大師。因依鳩摩羅什所譯的《中論》、《十二門論》和《百論》等三論立宗，故名為三論宗，屬大乘中觀派。凈土宗的思想主要在《往生論》內，其代表曇鸞提倡他力、易行思想等思想。涅槃宗方面，《十地經論》有勒那摩提、慧光等所形成的地論學派，以及曇無讖翻譯的《大般涅槃經》（北本），傳入南朝后弘揚更廣。律宗始于南北朝法顯、慧光，著重研習及傳持佛教戒律、嚴肅佛教戒規而得名。天臺宗是中國佛教最早創立的一個宗派，始祖智主要依據《妙法蓮華經》，所以又稱法華宗。該宗主張實相和止觀，以實相闡明理論，用止觀指導實修。禪宗達摩主張“教外別傳、不立文字”，提倡以心修禪，出世后還需度化他人。達摩的禪法，簡明深入。與寶志禪師、傅大士合稱梁代三大士，有名的還有“一葦渡江”。佛教的高度發展也導致政府抑制、儒道二教激烈的問難。由于大量寺廟與僧侶減少稅收與兵源，各國開始限制信仰佛教的人數與撲滅佛教。其中北魏太武帝、周武帝的滅法運動最有名，與后世的唐武宗合稱三武滅佛。佛教進入劉宋代愈為一般人士所好，從而引起與儒教及道教為種種問題而論爭。如“三世因果之真偽”、“精神之滅不滅”、“佛之在否”等問題盛為諍論。隨著佛教的傳播，空前的發展出佛教藝術如佛像、壁畫、石窟寺院等。其中敦煌千佛洞、云崗石窟、龍門石窟、麥積山石窟成為中國造像藝術寶庫之中的瑰寶。

北周道教石灰巖碑。

道教的改革頗多成就，五胡十六國晚期的寇謙之受東晉靈寶派的影響，制作《云中音誦新科之誡》等經八十余卷，在精義經理方面無所創新，卻明確聲稱要清理道教。寇謙之對道教進行改革的的總原則是“以禮度為首”，除去五斗米道的三張（張陵、張衡、張魯）偽法、租米錢稅及男女合氣之術。嚴格齋戒禮拜，使道教組織更為嚴密，道規教儀更為完備，使道教“專以禮度為首，而加以服食閉煉”。由于寇謙之的道教改革，不僅在宗旨、組織、道經、齋儀等各方面創立了新道教的基本規模，而且將北朝君主和漢、鮮卑士族加入道教。將道教發揚至社會各階，一度成為北朝的國教。劉宋的廬山道士陸修靜則收羅以往道教典藉，參考當時的制度級佛教修持儀式，改革南朝的天師道。陸修靜對南朝道教的改革主要體現在他的《陸先生道門科略》中。不過它的發展很快被上清派和靈寶派所遮掩。寇謙之與陸修靜的改革使道教的教規、儀范逐漸定型。而后的陶弘景繼續吸收儒佛兩家思想，充實道教內容，構筑道教神仙譜系，敘述道教傳授歷史，主張三教合流，對后世道教的發展影響極大。他融合南方葛洪的金丹道教、楊羲的上清經道教及陸修靜的南天師道后，開創了茅山宗。道教在南北朝時期還造作了大量的經書，道教經書的分類方法三洞四輔十二類就是這時形成的。

在北魏尚有祆教（即瑣羅亞斯德教），是古代波斯帝國的國教。祆教的思想屬二元論（即光明神與黑暗神），主神被稱為“胡天”，主要經典是《阿維斯陀》。祆教主要由西域進來的粟特人所傳播，當時西域各國都信仰祆教，北朝也有部分皇室信仰，北魏靈太后所祀之胡天神就是祆神

藝術

景安陵石刻

北魏前期，列女古賢圖局部梳十字髻穿雜裾的女子。

南北朝時藝術興盛，南朝以繪畫為主，北朝以雕塑為主。北朝雕刻的盛行與佛教流行有關。佛寺大量興建，無論是木造、磚筑或是石窟建造都有，并且雕刻無數大大小小的佛像。在佛像石窟雕像上，著名的有366年前秦時開鑿的敦煌莫高窟、384年后秦時開鑿麥積山石窟、北魏孝文帝時開鑿的云岡石窟、龍門石窟、北齊文宣帝時開鑿的天龍山石窟等。石窟藝術最雄偉的是云岡石窟20窟的座像。佛像容貌豐滿，兩肩寬厚，衣褶線條緊貼身軀而雕，莊嚴中寓有慈祥，表現出佛的胸懷氣度。彩塑最好的是敦煌莫高窟第259窟的造像，含蓄微笑的神態，給人以恬靜的美感。洛陽永寧寺塔基出土的北魏泥塑殘像最為精致，面目傳神。天龍山石窟還是為北齊佛教文化的代表，以漫山閣及九連洞著稱。 綜合印度佛塔及漢朝塔樓為基礎而建立的木塔，為當時重要的建筑發展。中國本地的儒道思想亦為藝術提供新主題、新風格。儒家思想多與孝道結合，道家藝術家則偏好自然山水及民間傳說。世俗藝術傳統亦產生變化，尤其展現于繪畫方面。中國山水畫始祖顧愷之為此時期的代表。陶器工藝在中國南方亦有顯著進展，最著名的為“越窯”的綠釉“越瓷”。越窯十分耐用，甚至外銷海外，遠達埃及、菲律賓。六朝也是中國開始出現文人畫家、書法家、重要私人藝術收藏的時期，文學、藝術批評亦有所發展

南朝陵墓石刻方面，歷代帝王、貴族陵墓前有神道石柱、石碑、石獸等。石獸又稱避邪，由獅子造型演變而來，有驅邪、求福或升天之含意。其中以南朝齊武帝陵前的天祿（雙角石獸）、齊景帝陵前的麒麟最具代表。風格承襲漢代石獸雕刻，善于利用整塊石材，已洗練的手法表現雄偉的氣勢。

繪畫方面，中國古代山水畫興起于南北朝。由于玄學流行，老莊的自然觀和江南秀麗的山水結合，使得繪畫脫離儒學的限制，朝向純藝術的方向發展，有名的畫家有劉宋陸探微與南梁張僧繇。張僧繇畫的龍非常神妙，畫龍點睛就是出源于他的畫工。張僧繇一生苦學，“手不釋筆，俾夜作晝，未曾倦怠，數紀之內，無須臾之閑”，繪有《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圖》、《雪山紅樹圖》等等名作。由于山水詩的出現，使得長期以來的以表現人物為主的繪畫傳統轉變為山水景色。南朝有不少以人物畫著稱的畫家。例如劉宋宗炳是中國最早的山水畫理論著述。其《畫山水序》最為著名，精辟地理解“山水以形媚道”之外，在自然山水的觀察，歸納出展現物體遠近的繪畫方法。劉宋山水畫家王微，著有《敘畫》一篇，強調觀察自然和主觀能動作用。南梁蕭賁可在在團扇畫出“咫尺之內，而瞻萬里之遙；方寸之中，乃辨千尋之峻。”，表現出遙遠的空間距離感。繪畫理論在此時期已經成熟，南齊謝赫撰著研究繪畫理論的重典《古畫品錄》。這本書分為論繪畫六法論與畫品等兩個部分。他所提出繪畫品鑒的六法，已不僅限于人物畫，對后世有很大影響。其中“氣韻生動”的理論更被歷代畫評家奉為最高水準。

魏晉南北朝是楷書發展的青年期，其中碑刻是楷書的寶庫。北朝碑刻即所謂的魏碑書法，魄力雄渾，氣象渾穆，體態多變。《龍門二十品》是指在龍門石窟中發現的北魏時期二十方造像記，這些作品被認為是魏碑書法的代表。《張猛龍碑》備受書法家們的推崇。清朝碑刻學家楊守敬評論：“書法瀟灑古淡，奇正相生。”，成就遠超過唐人作品。《鄭文公碑》是北魏書法家鄭道昭的作品。清朝碑刻學家葉昌熾認為：“其筆力之健，可以刲犀兕，搏龍蛇，而游刃于虛，全以神運”唐朝書法家歐陽詢和虞世南都深受此碑影響。其他還有《石門銘》等眾多的墓志銘文。南朝有名的碑如《爨龍顏碑》、《瘞鶴銘》等。

云岡石窟，山西大同，其風格帶有濃厚健馱邏及笈多王朝的色彩，也有漢文化的風格。其中曇曜五窟，布局設計嚴謹統一，是中國佛教藝術第一個巔峰時期的經典杰作

龍門石窟，河南洛陽，其中“龍門二十品”是書法魏碑精華，唐朝書法家褚遂良所書的“伊闕佛龕之碑”則是初唐楷書藝術的典范

敦煌莫高窟，甘肅敦煌，是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大、內容最豐富的佛教藝術地，衍生出了一門專門研究藏經洞典籍和敦煌藝術的學科—敦煌學

麥積山石窟，甘肅天水，素有“東方雕塑陳列館”美譽，是中國唯一保存北朝造像體系最完整的石窟，也是唯一全面保留北魏至明清時期泥塑藝術演變史的石窟

科技

《齊民要術》詳細描述北魏后期的農業技術

在整個魏晉南北朝期間，由于邊疆民族內遷、北方人群的南下，造成文化大交流及混成。由于儒學一統的局面打破以及玄道佛的興起，使得學術研究朝向多元化。各國為了生存或戰爭，多少推行一些改革措施以確保某些地區農業與手工業的發展。這些都使得科學技術大幅提升

酈道元從小志于地理學研究。由于當時地理著作不夠完備，所以他在各地做官之際進行實地考察，最后以《水經》為藍本，完成《水經注》。《水經注》為陸地水文地理，他以水道為綱，詳細描繪其本身性質與周邊環境，為中國古代地理學做出杰出貢獻。《水經注》不僅講河流，還詳細記載了河流所經的地貌、地質礦物和動植物。《水經注》中記載了許多古生物殘骸化石和遺跡化石，渭水上游成紀縣（今甘肅莊浪）僵人峽還有人類化石。后世可以從中了解古代的耕作制度、古代植物種類和植被分布，動物的地區分布及其活動的季節怙，以及古人如何利用它們取得經濟效益。

賈思勰為北魏農學家，家境較為富裕，他面對當時的天災人禍及連年饑荒，主張重視農業，并以齊民謀生為己任，所以決定寫出一本農書。他所寫的《齊民要術》在中國或世界的農學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齊民要術》以當時黃河中下游地區，特別是山東地區為重點。描述當時農業生產概貌，并介紹中國傳統農業細耕和多種經營方法和包括食品加工技術在內的農業科技的高超水準。書中正文分成10卷，92篇，收錄1500年前中國農藝、園藝、造林、蠶桑、畜牧、獸醫、配種、釀造、烹飪、儲備，以及治荒的方法。援引古籍近200種，其中《氾勝之書》、《四民月令》等漢晉重要農書現已失傳，后人可以從此書了解的漢晉時期的農業運作。這是經營莊園的地主和農民所需的知識，也是北朝農業技術發展的重要指標。

祖沖之為劉宋人，家族歷代成員大多熟悉天文歷算，所以祖沖之從小對天算有興趣。他平生著作豐富，天文方面有《上“大明歷”表》、《駁議》；數學方面有《綴術》、《九章術義注》、《重差術》。他寫有《安邊論》一文，建議朝廷開墾荒地，發展農業，安定民生，鞏固國防。祖沖之的主要成就在數學、天文歷法和機械制造三個領域，在張衡、劉徽的基礎上，將圓周率數值精準到小數點后七位數字。他是世界上第一個將“歲差”數值記入歷法運算中，他還將置閏規則修整，這是唐代之前最好的方法。祖沖之和他的兒子祖暅共同提出推算球體體積的公式，稱為“祖氏定理”，比西方早一千年以上。在機械方面，制作出指南車、木牛流馬、千里船（即腳踏輪船）、水力運轉的水碓模，以同一原動輪帶動碓和磨作功。

北朝張子信初步發現了日行盈縮的規律。北魏末年，張子信避葛榮兵亂而隱居海島，用圓儀測天三十年。大約在565年前后，他發現關于太陽運動不均勻性、五星運動不均勻性和月亮視差對日食的影響的現象，并且提出計算方法，在中國古代天文學史上具劃時代的意義。經由張子信的學生張孟賓、劉孝孫等人的努力，這三大發現及其計算方法在孟賓歷和孝孫歷576年中大約已被應用。

南朝醫學發達，有名的有南梁的徐之才與姚僧垣。徐之才為醫學世家，他隨梁豫章王蕭綜投奔北魏后獲北魏皇帝重用。他對本草藥物及方劑研究較深，撰有《藥對》及《小兒方》。對婦科也有一定的見解，其《逐月養胎法》實本自先秦時期《青史子》中胎教法而作，對于孕婦之衛生及優生均有重要意義。徐氏一家由南仕北，對于南北地區醫藥之交流，也有積極的意義。姚僧垣，曾多次為梁武帝、梁元帝治病。之后因為戰亂投奔北周，為北周大臣醫治疾病而出名，其治病藥方留存到唐代，成為治療“氣兼水身面腫”的重要藥方。此外，較重要的醫學學者有陶弘景，撰有反映漢末以來醫藥發展的《本草經集注》（今存第一卷）、《名醫別錄》（附入《本草經集注》，已佚）等醫籍。而可使人中毒甚至死亡的寒食散，南北朝的諸王及大臣們也常有服用。

參考資料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5%8C%97%E6%9C%9D%E7%96%86%E5%9F%9F%E5%8F%8A%E8%A1%8C%E6%94%BF%E5%8D%80%E5%8A%83

拓展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