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通苑維修燃氣灶(家用天燃氣灶維修)

前沿拓展：

這個五四青年節不一般，時值建團100周年。在這一天，團團走心了，當天凌晨零點零分發了一條微博：一代又一代人的長征，一百年見證共同青春。

是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長征。正是一代人又一代人奉獻了青春，中華民族在短短的一百多年轉危為安，目前即將叩響偉大復興的大門。

在這個歷史進程中，個人的前途命運，始終與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緊密相連。大國崛起，守護了萬家燈火；每個人的奮斗，又匯集成時代洪流。

就拿我們家來說吧，這一百年從祖輩到孩子們這一代，已經有了四代人，參與并見證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艱辛而輝煌的歷程。

我爺爺奶奶分別出生于1917年和1916年，趕上了軍閥混戰，也趕上了日本入侵。我爺爺還被鬼子抓走做苦力，后來趁著喂馬的機會溜了出來。

他們那代人還經歷了很多次自然災害，尤其是1942年的旱災，蛋嫂的姥姥就背井離鄉去逃荒，我姥姥也曾討過飯，還曾被拐賣過。

他們也經歷了多次的瘟疫大流行，我奶奶每次談及霍亂天花都很惶恐。那時候，新生兒死亡率很高，我三爺家前七個孩子都沒成。

我爺爺奶奶算是勤奮踏實、持家有道的，又是種地又是做工又是開荒，沒日沒夜地干，終于在解放前從貧農混到了下中農。

那時候糧食產量極低，我奶奶說好年景一畝地也只是打百十斤。旱年莊稼不生長，兩頭見麥籽。我查了下《民國社會經濟史》，印證了我奶奶的說法。

正常年景，河南省小麥平均畝產只有81公斤。而有些地方，由于戰爭摧殘和技術落后，好年景畝收才三斗（每斗30斤）。

產量這么低，卻要承擔地租和各種苛捐雜稅。先說地租。根據《民國社會經濟史》記載，河南的大多數地租率在50%左右，也就是大約一半的產量歸地主。

而在地少人多的豫北地區，地租率更高。比如林縣（現在的林州市），地租率一般在65~75%，甚至更高。而新鄉有一種佃戶叫做“攬活”，剝削得更厲害。

麥收后，地主先分去八成。剩下兩成由長工、攬活、牲口三者平均分配，地主家的三頭牲口算一個人頭。“攬活”的地租率在90%以上。

什么概念？也就是好年景一個攬活種一季小麥，一畝地只能有不到10斤的小麥作為報酬，加上秋糧一畝地一年的報酬也只是十幾斤，這還只是好年景。

就這可憐的一點點收入，還要面臨國民政府和日偽政府的苛捐雜稅。河南的苛捐雜稅，可謂集全國之大成，僅征糧一項，就有十多種名目。

完糧征收之后，還有各種保警伙食費、制服費、招待壯丁費。此外還有各種各樣的稅種，比如紡車稅、牛車牌照稅、做飯的鍋底稅……

抗戰勝利后，洛陽周邊各縣，各種雜捐高達186種。反正農民每年的收入除了苛捐雜稅之外，幾乎沒有剩余。

除了應付政府的苛捐雜稅，還要應付土匪。河南的匪患極為嚴重。我爺爺跟我講過，我家附近各種土匪多如牛毛，其中最令大家聞風喪膽的就是大土匪扈全祿。

這個人為禍鄉里，無惡不作，罪行罄竹難書。據不完全統計，他殺害共產黨員八路軍干部、戰士和民兵、村民達5000余人。

殺人手段極為殘忍，有槍殺、砍頭、活埋、鍘死、剝皮、鍋煮、油炸、投河、大卸八塊等十余種，他還帶領匪徒燒毀民房2000余間，搶劫財物不計其數。

他之所以猖狂，主要是有后臺，在國民黨和日偽政權之間橫跳。1938年他看國民黨不行了，就帶著4400多人投靠了日本。1943年覺得日本不行了，又投靠國民黨。

國民黨為啥總是一群烏合之眾？就是因為沒有原則，什么爛貨都能成為國民黨。收拾這種沾滿人民鮮血的人渣，還得靠共產黨。

1938年，八路軍重創偽軍扈全祿部。1947年，劉鄧大軍再次重創國民黨扈全祿部。1949年春，新鄉解放，扈全祿被解放軍捉拿歸案。

就是在這樣水深火熱的生活，把我爺爺逼成了全能型人才，除了是種地的一把好手，還是瓦匠、木匠、廚師、編織工、養殖能手，也成了村里的積極分子。

新中國成立后，我爺爺入了黨，也成了生產隊長，后來又成了村干部。也只有翻了身，他們倆才有條件哺育了五個孩子。

我姥爺他們家是鐵匠出身，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后，他參了軍去了朝鮮。只不過他沒有在前線沖鋒陷陣，因為他是后勤兵。

他們對新社會無比熱愛，建設新中國的熱情也空前高漲，哪怕是最困難的1958年，還參與了共產主義渠的興建。

這是我的祖輩，經歷了舊社會的水深火熱，見證了新中國的成立，參與了新生政權的鞏固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和建設。

我的父輩們幾乎都是五零后，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走在春風里。他們的青少年時期，物質條件還依然十分艱苦，也經歷了很多磨難。

傷痕文學雖然記述了他們那個時代的青春，但卻記述的不是他們。因為他們畢竟是50后的農民，他們不掌握話語權，也不會發出小布爾喬亞的呻吟。

所謂的傷痕文學，都是下鄉知青所寫。而我的父輩本來就在鄉下，所以也不存在下鄉的說法，他們的勞動強度其實比知青還要大，且祖祖輩輩皆是如此。

我們家也積極參與到了改革開放的大潮中。為了發家致富，我們家開過磨坊，做過豆腐，悶過豆芽，養過蠶，還養過貂，種植過蔬菜水果和花卉。

無論干什么，掙的都是辛苦錢。比如做豆腐，和撐船、打鐵并列為人世間的三苦。從黃豆的浸泡，到碾壓，再到磨制燒漿，要投入大量的精力。

比舊社會好一點的是，80年代已經有了電磨，我還記得那個震耳欲聾的聲音。起早貪黑把豆腐做好之后，還得走街串巷、沿街叫賣。

最艱巨任務其實是賣出去。那個時候沒有冰箱，必須當天做當天賣完，不賣完就砸手里了，還可能血本無歸，但賣出去又非常難。

那時候賣豆腐，只能走村串巷，沿街叫賣。當時沒有電瓶車，也沒有摩托車，我們家也買不起拖拉機和機動車，只能靠人力。

也就是一個自行車，后邊還要拖個兩輪平板車。關鍵那時農村的路面還沒有硬化，坑坑洼洼、崎嶇不平，我爸騎車，大梁上有時還坐個幾歲的我。

那時的豫北農村，豆腐屬于奢侈品，稍微貴點就沒人買。所以經常天很晚才能賣完回家。如果遇上天氣不好，生意就全沒了。

唯一的好處，那就是自家頓頓都能吃上豆腐。后來把我吃的，看到豆腐都想吐，多少年心里都有陰影。可以看出，這不是一個好生意。

后來我們家賣菜賣了幾年，也非常辛苦。就勞動量來說，一畝菜十畝田。這個瓶頸在哪？也是在銷售上，這個任務主要是我媽負責。

不過，那時候有了腳蹬三輪。早上爸媽一起裝上滿滿的一車，然后由我媽騎到集市上去“守株待兔”。中午回家，下午再裝車去賣。

我爸主要在菜地干活，沒活干的時候也去賣菜；沒菜可賣的時候，我媽也在菜地忙碌。菜地，機械化無法施展，我還記得我跟媽媽在月下一叉一叉地剜地。

農村的家庭，一般都有自家的小菜地，因此蔬菜銷售賣不上價，銷量也受到很大限制。雖然種菜比種糧收益高，但是付出的勞動量要大得多得多。

我上大學后，心疼爸媽，不希望爸媽再辛苦了，好說歹說，勸他們來合肥經商。當時在我的強力堅持下，讓他們在合肥開了個店，結果血本無歸……

2003年，我爸去了科大東區的一個工地當小工，一天工作12個小時，可工錢只有20塊錢。澆樓板的時候，還可能24小時連軸轉……

2004年，我媽在合肥干起了老本行——賣水果。可后來城管不讓擺攤，只好夜里9點以后出攤，有時候我還去幫忙。

可后來經我的手，連著收了兩張假幣，我媽一氣之下不干了，在合肥找了個穩定的工作——掃馬路，一月200塊錢，且沒有節假日……

那一段時間，是我最焦慮的時期，也是最彷徨的時期。心疼他們，卻又無能為力。但是他們自己，卻十分樂觀豁達，對未來充滿期待。

他們的辛苦，其實無形之中成了我努力的原動力之一。有一次去糶公糧，我氣得直哭。最后一個環節，要從自己車上，扛到堆得像山一樣糧堆上。

我心疼我爸爸（他腰不好），而我又扛了幾袋之后就扛不動了，且腳下還老打滑。但是糧管所的工作人員跟監工一樣，催著你往上扛。

為啥我愛學習，學習比干農活舒服多了。我初中的數學老師，鼓勵我們努力學習，常用的一句話就是：考不考上大學，關系到你是前頭冒煙還是后頭冒煙。

前頭冒煙，指的是在家務農，因為四輪拖拉機的煙囪在前；后頭冒煙，指的是坐轎車，轎車的煙囪在后頭。農村大學生的原動力，那就是跳出農門，改變自己乃至家庭命運。

讀書時覺得日子很清苦，那是因為沒有步入社會。步入社會之后，時時刻刻可能遭受到生活的毒打。人生的長征，才剛剛到了爬雪山過草地階段。

我的同學，無論是中學的，還是大學的；無論是工作的，還是創業的；無論是國企的，還是私企的，沒有不辛苦的。

去大城市的，都嫌壓力大、房價高；留在中小城市或老家的，都抱怨工資低、沒前途；進入體制內嫌受拘束，體制外的嫌沒安全感。

有個同學畢業去了華為，干了幾個月又回來了，因為無法適應那里高強度的工作。一個去中興的同學，也曾大病一場。

一個創業的同學，為了給工廠通上動力電，當場吹了一瓶白酒；還有個去北京的同學，兩點打電話哭訴撐不下去了。

但是十幾年后，絕大多數同學，都找到了自己的生活節奏。然而坐到一起一聊，發現每個人都是一本故事書，每個人都是一部奮斗史。

有人總喜歡抱怨新三座大山，總嫌壓力大。但抱怨歸抱怨，還是要調整心態，腳踏實地、開動腦筋去奮斗，有時候要學會迂回，突圍還得找敵人薄弱環節呢。

一個高中同學大學畢業后留在了北京，最開始就是租房子。后來在通縣買了房子，再后來又住進了在亞洲（全球）最大的社區——天通苑，每天通勤時間三四個小時……

但人生有時候就是個騎驢找馬的過程，攢了點錢就往市中心靠，攢了點錢就往市中心靠，現在終于住到了三環，還有了幾套房子。

既要有遠大理想，又要腳踏實地，不能上去就把目標定到珠穆朗瑪峰，要學習毛主席零敲牛皮糖的策略，學會積小勝為大勝。

我和蛋嫂也是從絕望中一點一點地突圍。大學期間，我就勤工儉學干家教，還要幫家里還債。走出校園的時候，別人大多從零起步，我們是從負起步的。

留在了合肥，不是因為喜歡，而是因為無奈。一方面家人都被我拖到了合肥，另一方面，也實在是沒有勇氣去大城市。

離開校園之后，就租住在平民窟一樣的城中村，也沒正經找工作，因為我把家教做成了事業，又發展成了課外培訓班。

那一段時間真的是掙著賣白菜的錢，操著賣白粉的心；抽著中南海的煙，操著中南海的心。工作之余，就看參考消息、環球時報。

我和蛋嫂還堅持到報攤買一份叫《青年創業參考》報紙，在上邊找各種創業的路子，學習創業的知識。當時這份報紙承載了我對未來的幾乎所有美好期望。

但是突然有一天，我把他們全燒了。因為我去買新的一期，結果沒買到。報攤老板說，報社倒閉了。一個教年輕人創業的機構，竟然自己倒閉了，我感覺自己的智商受到了侮辱。

機會有時候來的挺突然，我培訓班做的不錯，有一個孩子家長剛好是出版社的，他建議我給他們出書稿，可以掙稿酬，從此我又多了一個收入的來源。

稍微有了點著落后，我跟蛋嫂就結婚了，沒錢買房，就在城中村結的，不過婚房換了一個帶廚衛的一居室，價格貴了一倍，兩百一個月。額外20塊錢網費，共220塊。

說是帶廚衛，其實廚房也就只能放下一個煤氣灶和一個案板，在這里我學會了燒紅燒肉。衛生間窄得連個洗衣盆都放不下，人進門都得側著身，得虧那時候瘦。

為了營造溫馨的氣氛，我們自己買油漆把舊家具油漆了一遍，那時候也不知道甲醛的危害，只是開窗通了風，人都沒搬出去，結果傷到嗓子了，慢性咽炎。

沒錢大操大辦，就是雙方家人和幾個好友一起吃了個飯，婚車就是臨時打了個出租。婚宴也是摳摳索索的，大家沒吃飽，臨時還加了兩個菜。

后來，我們東拼西湊買個二居室，總算是在合肥安了家。老家的兄弟姐妹，也都陸續在合肥定居。

現如今，大家依然很辛苦，但是每個小家都算是其樂融融。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就是我們的動力。

老家有句話，有苗不愁長。只要扎下了根，踏踏實實的努力，日子總會慢慢好起來。

2014年的時候，我又走了彎路。當時流行“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我聽了幾節成功學的課程后，忍不住創業去了。

那是滿腦子就是融資，搞APP。當時設想的是做一款跑步的APP，和一款圖書類電子商務平臺。結果跑步APP流產，電子商務的壓根沒懷上。

想忽悠投資人沒成功，結果被投資人忽悠了。創業很久頭破血流，血本無歸。失敗之后，把自己悶在辦公室開始寫療傷文學，結果走上了碼字的不歸路，直到現在。

我們這代人，通過長征改變自身命運的同時，也正在改變國家的命運。比如第三首航母的設計師王碩威，竟然是是一位80后（華中科大校友）。

而我的同學中，有的在研究量子，有的在研究智能語音，有的在搞6G和7G，有的在研究自動駕駛，有的在搞光刻機，有的在搞信息安全，有的在搞雷達。

不過他們最近很郁悶，因為他們中有幾個“人在上海，而錢在股市”。充分體現了疫情和大癌股面前人人平等。搞光刻機的又怎樣，照樣得找團長買高價菜。

而同齡人中，更多的是默默無聞的平凡人。比如我堂弟比我小三歲，沒上大學，當了幾年義務兵，退役之后四處打工，媳婦在家照顧兩個孩子。

他目前正在陜西榆林的一處化工廠的工地（煤基乙醇項目）。雖然很辛苦，但是小家庭經營得不錯。2015年家里就買上車，最近又在市里買了房。

大上海為什么那么繁華？不僅僅各行各業精英的奮斗，還有很多默默無聞的建設者的奉獻。比如我一個表弟，目前就被封在了上海的一處工地。

這個表弟當年可是家里的寵兒，含在嘴里怕化了，捏在手里怕碎了那種。但現在也是兩個孩子的父親。責任，讓他走上了自己的長征路，讓他迅速從男孩成長為男人。

每代人有每代人的長征，每個人有每個人的長征。每代人的長征很艱苦，每個人的長征也很艱苦；每代人的長征很精彩，每個人的長征也很精彩。

偉大教員所說過：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我們通過自己的長征，宣告了我們的永不躺平，也給未來播種下了希望。

我們的祖輩，通過他們的長征，讓我們遠離了戰火；我們的父輩，通過他們的長征，讓我們遠離了饑餓；我們這一代，要通過長征，讓民族重回世界之巔。

我相信我們的下一代，也將會通過他們的長征，鞏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并引領人類命運共同體，重塑人類文明新秩序。

中華民族一代代的長征，永不止步。

拓展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