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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江蘇網訊 8月16日，第十屆茅盾文學獎評獎委員會進行第六輪投票，最終產生了5部獲獎作品，分別是梁曉聲《人世間》、徐懷中《牽風記》、徐則臣《北上》、陳彥《主角》和李洱《應物兄》。其中，本屆“茅獎”最年輕的得主徐則臣，是一位從江蘇連云港東海走出的“70后”作家。

一篇文章

帶你了解本屆茅獎江蘇籍獲獎作家徐則臣和他的《北上》↓↓↓

《北上》講的是什么

《北上》是2018年徐則臣推出的一部運河題材長篇小說，該書以歷史與當下兩條線索，講述了發生在京杭大運河之上幾個家族之間的百年“秘史”。1900年，意大利人保羅迪馬克（自稱“小波羅”）懷著對馬可波羅筆下美好中國的期待，與中國人謝平遙、邵常來等一同乘船沿運河北上，一路領略了煙花柳巷、船閘人家、兵馬劫匪、纖夫官員等晚清生活圖景，由此將想象中的神秘國度，轉化為耳聞目見、鮮活生動的中國，這趟旅行也成為1901年光緒頒布廢漕令、運河自此開始實質性衰落之前，一群人共同完成的一次頗具見證意味的北上之旅。百年后，這些人的后代在各自的命運軌跡中，在尋根與反思中，繼續著他們和運河之間的故事。直到小說結尾，2014年6月22日，大運河申遺成功，中國人與大運河的故事即將開啟新的篇章……

徐則臣為何寫《北上》

能寫出《北上》，應該說離不開他從小生活的大運河（江蘇段）帶給他的滋養。

最初，運河只是作為徐則臣日常生活中的重要背景而存在。“初中時住校，到冬天，宿舍的自來水管凍住，我們就端著牙缸、臉盆往校門口跑。校門前是江蘇最大的一條人工運河，叫石安運河，一大早河面上水汽氤氳，河水暖人。”徐則臣回憶說。在素有“運河之都”美譽的淮安生活的幾年里，他每天在京杭運河的兩岸穿梭，耳聞目睹的一切促使他重新審視運河與城市的關系：“從韓信到吳承恩，從近代攝影家郎靜山到京劇麒派創始人周信芳，都出生在淮安，這樣的巧合說明了什么？在運河的運輸功能弱化的今天，我們又該如何看待部分沿岸城市的‘衰落’，以及運河存在于此時的意義？”

大運河淮安段

他怎樣理解大運河之于現代的意義

“運河的運輸功能式微了，但運河承載的中華文明和悠久文脈不容被遺忘，運河之于當下的意義正在這里。讓運河活起來，并不一定是要斷流的河段復航，而是至少在文化的層面上，沿著這條河流往歷史深處追溯，看看它到底對中國產生了怎樣的影響。以文化為鑰匙‘喚醒’大運河，或許是當今背景下，保護、傳承和利用好大運河的最切實可行的途徑。”徐則臣說。

“大運河是貫通中國南北、溝通五大水系的‘大動脈’，正是因為有了這條‘大動脈’，風沙粗糲的塞外邊疆、風光旖旎的秀麗江南和化外的南蠻荒地之間才得到聯結和交流，政治經濟文化上的隔絕才得以被打破，中國真正意義上的大一統才得以實現。”徐則臣說。運河的興起直接催生了沿岸城市的繁榮，特別是蘇州、無錫、常州、紹興等運河節點城市，四大名著、揚州八怪、三言二拍、《金瓶梅》等文學藝術之葩也紛紛綻放于運河沿岸，這和大運河實現的文化交流密不可分，“可以說，沒有這條流淌千年的大運河，今天的中國將是另一番面貌。”

大運河文旅開發

徐則臣怎么看？

徐則臣認為，當所有人都在談論大運河IP時，我們尤其要保持清醒：“如果所有沿線省市打造的運河IP都是同樣的IP，那么這一定是一個假的IP，或是偷懶的懈怠的IP。一定要把運河IP細化落實到屬于自己的那個不可取代的特質，在IP中承載豐厚的地域歷史文化信息，觀眾在旅游時才能感受醇厚的歷史包漿和引人遐思的東西。”

例如，徐則臣舉例說，吳王夫差下令開鑿邗溝，為日后的大運河挖下了第一鍬，揚州由此成為“運河第一城”，揚州的這段歷史就是它區別于其他運河城市的特質。而從臨清到天津這一段運河，歷史上由于黃河泛濫不停改道，到南旺地段又形成水脊，導致水淺無法通航，北部卻水源豐富，因此修建了大運河上最具科技含量的水利工程——南望分水樞紐工程。徐則臣說，如果不了解運河在每個地點曾經發生過的獨特故事，就很難打造出各具特色的運河IP。他強調，發展大運河文旅不是利用大運河賺快錢，“文化”決非文旅消費的噱頭，而應該是消費的核心內容，“當我們今天捧起誕生于運河兩岸的四大名著和《金瓶梅》閱讀時，這其實就是對大運河文化進行消費，這種消費無法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但它們產生的精神效，遠比那些在運河沿岸建造的花花綠綠的仿古游樂設施更加持久。”

《北上》之后是什么？

本屆江蘇書展上，徐則臣透露，自己還將繼續創作《南下》，用 “北上”與“南下”的敘事串聯起當下與歷史的視線，喚醒百年的個人史、家國史。

徐則臣一向被譽為“70后作家的榮光”

年輕的他以豐厚、扎實的創作成果

代表“70后”作家群體

交上了一份滿意的答卷

徐則臣說>>>

“如果我們這一代人恰好生活在某個拐點上，這個拐點對民族發展乃至人類歷史有著不可忽視的意義，那么我們就需要拿著放大鏡來觀察我們的時代，進入生活，進入細節，看看在我們的身邊到底發生了什么，這才是關注代際的真正意義。對‘70后’來說，這個拐點是大運河申遺，也是改革開放，那么生活在這個特殊時代里的我們，有義務、有責任將我們的精神體溫灌注進筆下的作品，通過‘有我的文學’和時代保持互動。不僅‘70后’作家應當如此，每一代作家都應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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