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市燃氣灶維修(九江市煤氣灶維修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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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澤君（左）和陳正文。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新京報訊（記者 周懷宗）1993年，兩個年輕人幾乎同時離開家鄉，到達深圳，開始了他們的打工之路。一個叫羅澤君，湖南衡陽人，26歲；另一個叫陳正文，安徽滁州人，22歲。

羅澤君在老家打工，有一份別人羨慕的工作，但他想到深圳看看，尋找他理想中的城市。陳正文則說他是“逃荒”出來的，為的是逃避貧窮。

他們到深圳的第一份工作，都是保安。命運相似，又不相同。26年后，當年追夢理想城市的羅澤君，還是一個保安，他打算干到60歲，交滿15年社保，就回家鄉養老。陳正文則開了一家自己的修車店，在深圳有三套房子，他覺得自己還能做點兒什么，老了以后，可能也不會回老家養老，深圳是他的他鄉，也是新的故鄉。

離開家，是為了淘金的夢想

在老家的時候，羅澤君曾有一份足以讓村里人羨慕的工作——在鐵路上做裝卸工，那是頂替半工半農的父親的職位。在世代務農的村里人看來，這就算進城了，盡管他的身份還是一個農民。

裝卸工是重體力活兒，城里愿意干的人太少，才會在農村招聘臨時工。但即便如此，也不是誰都有機會，在村里人看來，住宿舍、吃食堂、按點兒上下班，旱澇保收，不用看老天爺的臉色吃飯，這么好的條件，只是出點兒力氣，又算得了什么呢？

但對于一個剛剛從學校出來的孩子來說，并非如此。當初走出農村、進入城市的新鮮感，以及對于城市的憧憬，在日復一日的體力勞動中，快速地消磨殆盡。羅澤君覺得，這不是他想象的城市，也不是他想象中的生活。于是他辭職南下，到了深圳。“人們說深圳遍地黃金，我就來了”，他說。

在深圳，羅澤君很快找到了他的第一份工作——保安。這份工作很輕松，每天到處轉轉就成，而且薪水也比在老家更高，他覺得來對了。

一口氣從安徽跑到深圳的陳正文，就沒有這么“幸運”，“我是‘逃荒’出來的，家里的日子實在是太困難，只能出來找一條生路”。

但現實給他上了第一課，到深圳后，他22天沒找到工作，整整22天，他窩在表哥的宿舍里，不敢出門，因為沒有工作就辦不了暫住證，沒有暫住證，在那個年代就是“三無人員”，被查到了，會被遣返。

22天后，陳正文終于得到了一份工作，也是保安。這是那時候闖深圳的男孩子最理想的工作，穿上保安制服，絕不會有人查，自然沒有遣返的風險。

第一次修自行車，補胎補了三次

在南下打工的年輕人中，羅澤君和陳正文都算是“高學歷”，都是高中生，不同在于，羅澤君高中沒畢業就在老家上班了，陳正文則是考大學的前夕出門打工的。

在老家，羅澤君的家庭條件不錯，父親一直半工半農，在村里算是“體面人”。陳正文的家里更困難，父母、哥哥都是地道的農民，高中畢業考試之后，很多同學還在備戰高考，陳正文就不得不考慮自己的未來了，“我們學校高三有兩個班，每年也就有2、3個人能考上本科，大中專加起來不過10個左右，我的成績一直都在二三十名左右，除非復讀，否則沒有希望。但家里的情況不允許我復讀了”。

保安的收入不算低，但對陳正文來說還不夠，他要在深圳立足，還要給家里稍微補貼點兒，“當時我想多賺點兒錢，表哥跟我說，晚上下班后，可以出去修自行車，我從來沒修過車，第一次補胎，補了三次才補上”。

不久之后，陳正文發現，很多到深圳打工的年輕人，晚上都會去上夜校，他覺得這是一個機會，可以彌補他不能上大學的遺憾。于是他報了夜校，學修車，不是修自行車，而是修汽車。

到現在，羅澤君還在后悔，年輕的時候沒有學一門手藝，那個年代，深圳到處是都夜校，但羅澤君覺得，保安的工作，比老家做裝卸工要好得多，甚至也比大多數到深圳打工的人好，再加上認識了同樣在深圳打工的妻子，兩個人的收入，比起家鄉的同齡人高出很多，他覺得很滿意了。

最難的那年 他隔段時間就去賣血

和老家的同齡人比，羅澤君覺得自己很幸運，高中念到一半，就頂替了父親的工作，后來到深圳打工，又有一份穩定的工作，收入不低，還認識了同樣打工的妻子。到2000年時，他就在老家的鎮上買了一塊地，蓋了一棟房子，一共花了10多萬，“當時還是挺風光的，算得上衣錦還鄉了”，他說。

陳正文的生活，過得遠沒有羅澤君那么舒服。做了一年保安之后，他認識了比他晚一個月到深圳打工的妻子，那時候妻子正在服裝廠打工。

不久之后，兩個人結婚了，然后他就跟著妻子去了她的娘家九江，在那里繼續學修車，但很快就覺得當地的修車廠還是太低端了，又到了南京。白天在4S店做學徒，晚上上夜校學理論，有時候還要出去打零工。

為了得到更多的工作機會，陳正文又回到了深圳。“那時候壓力太大了，父母哥哥在家里生活很困難，有時候還要我幫襯一點兒，我自己也有了孩子，妻子在娘家帶孩子，不能出來打工，全靠我一個人”，陳正文說。

1996年，陳正文的妻子懷了第二個孩子，回鄉下的娘家生，結果孩子臍帶感染，住進了醫院，“那是最需要錢的時候，我打兩份工，白天在4S店，晚上去海鮮市場做搬運工，在太陽出來之前，運到市場的海鮮都要搬完，每晚能賺20元。搬完之后到早晨上班，還有三四個小時可以睡覺，就睡在市場里”。

即便如此，錢也遠遠不夠，每隔一段時間，陳正文還要去賣血，每次400cc，可以得到200元，這等于他在修車廠一個月的工資。這樣的生活，持續了將近一年，陳正文在深圳苦熬，妻子在老家的醫院花了幾千塊錢，但孩子最終還是沒保住。

那一年，陳正文沒有想過未來，甚至不知道還有沒有未來。羅澤君想過，但他的未來里，沒有深圳，“打工的，總要回去，所以才在老家蓋房子”。

羅澤君后悔年輕時沒學個手藝。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干了十年保安 他被老板辭退了

1998年，熬過了最艱難的時刻之后，陳正文一家人又在深圳團聚，他們打算重新開始。陳正文在寶馬4S店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晚上下班后，到街邊去擺地攤，賣點兒鬧鐘、扎頭繩之類的小玩意兒，妻子則開了一個小賣部。

“那時候，一家人能安安穩穩地活著，就是我們最大的夢想了”，陳正文說。

羅澤君依舊過著日復一日相同的生活，他還在做第一份工作，只是職位從物業保安換到了崗亭保安。他的大女兒剛剛出生不久，送回了老家，父母幫他們帶孩子。羅澤君住在保安宿舍里，妻子住在工廠的宿舍里，每周相聚一兩次，春節回家，是他們在一起最長的時間。

陳正文漸漸干出了些名堂，他喜歡學習，即便最難的時候，也會抽出時間看看書。后來，因為城管查的嚴，不讓擺攤了，他就開始學寫修車的文章，投稿給維修雜志。

慢慢地，在修車行里，陳正文有了點兒名氣，開始有人找他創業、合作。“以前有過艱難的經歷，我不太敢放棄穩定的工作，但后來，有一個相熟的老板，說想開個修車廠，讓我幫他管著，不算合作，我還是拿工資。我覺得也不算冒險，最多算是‘升職’吧，只是換了一個地方而已”，他說。

就在陳正文的生活漸漸步入正軌時，羅澤君失去了他的第一份工作。

“干了差不多十年吧，快到十年的時候，老板辭退了我們，因為他不想和我們簽無固定期合同”，羅澤君說。

按照《合同法》規定，勞動者在用人單位工作滿十年，或連續簽訂兩次固定期合同之后，就必須簽訂無固定期合同，這意味著用人單位不能隨意辭退員工。而對羅澤君這樣的打工者來說，十年，幾乎是一個過不去的門檻。

第二份工作，他也沒干滿十年

干了十年保安，沒有五險一金，走的時候，公司依法補償了羅澤君十個月的工資，每個人800多元，一共不到9000元，就把他掃地出門了。

羅澤君需要一份新的工作，但他已經30多歲、沒有一技之長，還有一大家子人要養活。和20來歲的小年輕們相比，沒有任何優勢。

羅澤君想過回家，但回去之后，才發現，在老家找一份工作，遠比深圳要難。不得已之下，只能再次回到深圳。

不久之后，羅澤君找到了第二份工作，酒吧保安，兼服務員。這份工作同樣沒有社保，但工資比之前要高，每個月3000多元，管住不管吃。羅澤君在這里又干了近十年。

“那時候其實已經有危機感了，想換個更有前途的工作，但這很難，我沒手藝，而且家里負擔也不小，承擔不起丟工作的風險，必須要有一個穩定的收入”，羅澤君說。

2009年，穩定了差不多十年的陳正文，遇到了他人生中最大的一次機會。“當時幫那個老板開修車廠，但因為想法不同，有些干不下去了。家里人就說，不如自己干吧”。

十年之后的陳正文，已經是一個成功的打工者，在深圳安家落戶，也有了自己的房子，還單獨管著一家汽車修理廠。這是羅澤君渴望而不得的穩定生活，但對陳正文來說，卻并非不可以舍棄的。

湊了20萬元，陳正文盤下了一家正要轉租的修車店，開始了他的創業生涯。“自己創業，和給人打工完全不一樣，壓力特別大，我們這樣的人，在深圳是沒根的，一旦失敗，可能就再也翻不了身了。但我老婆跟我說，沒事兒，大不了把房子賣了”。

陳正文的妻子在店里忙碌。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創業十年，沒錢了就讓老婆回娘家

開始創業的陳正文，似乎不能再算是打工者了，甚至他的身份，也不再是農民，而是在深圳引進技能人才時，落戶深圳，成了一個真正的深圳人，但陳正文覺得，創業的日子，比打工更難。

“我覺得我算挺幸運的，創業當然比打工要有風險，但好在第一個月就盈利了。深圳是一個很特別的城市，只要你把事情做好就成，不存在歧視外地人的問題，好好干，總有回報”，陳正文說。

經歷過最難的日子，陳正文覺得，生活總會越來越好，但創業并不是他想象的那么簡單，那么多年的經驗，仍不能保證生意一帆風順。

“有過困難的時候，當時我就讓老婆回九江的娘家，娘家雖然條件也不好，但種地的人，總是餓不著。她回去以后，我就沒有后顧之憂了，一個人睡大街都行，總能想到辦法”，陳正文說。

創業五年之后，生意逐漸穩定，陳正文又換了一個更大的店，這個店接近600平米，只修兩種高檔車，規模不算大，但專業程度不低。“現在算是挺好了，房子沒賣，還添了兩套，孩子們也長大了，不會再有讓老婆回娘家的情況出現了”，陳正文說。

陳正文買第三套房子的時候，羅澤君正在找第三份工作。在酒吧干了近十年，這回老板沒有辭退他，他自己辭職了，“工資太低了，十年前的3000多不算低，但十年后，我四十多歲了，要自己上社保，每個月1000多，剩下2000多，能干什么呢？酒吧老板挽留過我，但他不可能給我上社保，也不可能漲太多工資，我只能走了”，羅澤君說。

羅澤君的第三份工作，還是保安，不過這回總算比較正規了，公司和他們簽訂正式的勞動合同，也給他們上社保，工資也不算低，一個月近4000元，“這個年齡，知足了”，他說。

深圳仍是年輕人夢想打拼的城市。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歸居田園？還是留在城市？

再有幾年，羅澤君就到了退休的年紀，26年前，他背井離鄉來到深圳，尋找他想象中的城市和生活。26年后，他只想干到退休，回家養老。

“我自己上了十多年的社保，現在公司也給上，到我60歲的時候，上滿15年可以拿養老金，那時候就回家”，他說。

在老家蓋房子的那一刻起，羅澤君就沒有想過要留在深圳，“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羅澤君居然用了一句網絡用語向記者形容他的處境，他說，“來深圳這么多年，找第一份工作時，讓人賣豬崽一般的給賣了，一直到現在，換過兩次工作，但干的都是一樣的活兒。保安這個工作很簡單，不需要什么技術，敬業就成，其實對我來說，也不能不敬業，快60歲的人了，不敬業哪兒還有工作的機會呢？”

對陳正文來說，不存在去哪里養老的問題。他說，“未來回老家養老也不是不行，但可能性不大，我們一家人，戶口都已經落在深圳，這里有家有業，回老家連個朋友都沒有，恐怕沒有在深圳舒服”。

陳正文覺得，自己離退休還很遠，他的事業也才剛剛起步，遠沒有到放心退休的時候，“市場變化很快，隨時都要學習、總結，要能跟上時代”，他說，“現在我們還在學習互聯網營銷，也在直播網站上宣傳我們的店。以前埋頭干活就成，但現在這個時代，還要學會推廣，學會維護客戶”。

當年和陳正文一同出來打工的朋友，有人生意已經做得很大，有人的收入依舊微薄，在陳正文看來，他的這份事業已經算不錯了，“細水長流，和我的經歷很像，我打工26年，就做了一件事兒，修車。我覺得最難的，其實就是堅持。以前在南京的時候，想上南京農大機械工程學院的夜校，報名費要450元，那時候我一個月工資200元，而且是家里最難的時候，我沒錢報名，把我同學上大學的費用都借來了，每天夜里騎1個多小時單車去上學，下課又騎車回來，但我沒放棄過。那個時候，從來沒想過未來會自己創業，只想著多賺一點兒錢養活家人”。

老人和孩子們的生活

羅澤君的妻子已經回老家，照料年邁的公婆，兩個女兒原本都在深圳打工，去年，大女兒成婚后，回到家鄉打工，如果留在這里，未來孩子上學，將是一個麻煩的問題。如今，只剩下羅澤君和小女兒還在深圳。

打工26年，羅澤君說他是“稀里糊涂”過來的，“我不后悔出來，但后悔年輕時沒學個手藝，不然也不用干一輩子保安，現在年齡大了，身不由己了。”羅澤君的兩個女兒中，大女兒學工商管理，小女兒學服裝設計，“也算是有點兒技能吧，年輕人必須要有技能，還要學得精通才行，否則很難找到好的工作”，他說。

陳正文的父母和哥哥還在老家，仍在務農，兩個孩子，老大已經大學畢業，老二上大三。他們基本上都是在城市出生和長大，“不過我的孩子和一般城里的孩子不太一樣，最難的時候，他們也跟著媽媽在鄉下生活過，我創業的時候，老大剛11歲，那時候特別忙，我們兩個人幾乎照顧不了家里，老大在家里給老二做飯，所以他們從小就很自立”。

陳正文覺得，他現在的生活，好像又回到了農村，因為有了互聯網，反而不怎么出去社交了，每天早晨6點多起床，到店里一呆就是一天，晚上6、7點回家，11點多睡覺，很有點兒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意思。“小孩也長大了，房貸還完了，沒什么壓力，能生活就成，現在的我，就想做點兒事情，而不是非要把生意做到多大，這兩個是不一樣的，所以也沒什么壓力”，他說。

陳正文覺得自己離退休還很遠。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故鄉？還是他鄉？

第一次給羅澤君打電話時，羅澤君并不太愿意接受采訪，“混了20多年，混了個灰頭土臉，有什么可說的呢”，他覺得他的經歷，并不代表那一代農民工，“像我這樣的人很多，我的經歷也沒什么特殊的”。

對于深圳來說，他是一個停留了26年的過客，從20歲出頭，到接近60歲，一生中最好的時光都在這里，唯一的成果，可能就是他在鎮里蓋的那棟房子吧。那是當初他和妻子打工七年一起攢下來的家底，如今，他的妻子已經回去了，他終究也要走，回到他生命中的起點，回到那個他曾經逃離出來的地方。對于他來說，深圳永遠都是他鄉，永遠不會變成故鄉，“我們不適合這里，沒有房子，養老金也少，老了以后，不可能在這里生活”，他說。

如果以現在結果看，或許會覺得陳正文是人生贏家，羅澤君泯然眾人，但如果人生真可以交換，曾經的慘痛，不見得有人愿意重來。誰的人生更加美好，不好評判。

陳正文的打工生涯，是另外一種模式，他吃過羅澤君沒有吃過的苦，也承受過羅澤君沒有承受過的壓力，他是“逃荒”出來的，沒有老家的房子可以回去，每到艱難之時，只能讓妻子回娘家，沒人幫助他們，沒人體諒他們，只能靠自己，拼出一條生路。

陳正文離開過深圳，但最終又回來了，在10年前，他還是一個真正的打工者，但10年創業之后，他完成身份的轉換，不再是農民工。

陳正文修車店里有一個18歲的年輕小伙子，他是第二代打工者，他說，“我們老板可厲害了，有三套房子，每套值幾百萬”。但陳正文卻說：“我不知道當年出來是對是錯，也不知道是得是失，別人聽我說這話，可能覺得矯情。但誰想過我們究竟經歷過什么呢？那時候，我每天打兩份工，還要賣血，夜里還要在海鮮市場干苦力，干到凌晨3、4點，就地睡一覺，天亮了醒來接著上班。經歷過這樣的生活，誰又能說得清得失呢？”

采訪陳正文的時候，他的妻子也在店里，記者本想采訪她，但說起過去，她只是默默地流淚，不肯說一句話。

新京報記者 周懷宗 攝影 王巍 編輯 張牽

校對 吳興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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