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丨3初中生殺同學案反思：如何挽救下一個“被殺的孩子”

希望此案能成為一個典型案例的開始，把因果影響因素像解剖一只麻雀那樣，從教育（家庭和社會）、心理、文化接觸等多方面進行溯源，真正尋找到兇殘背后個性與共性的“蛛絲馬跡”，從而對癥下藥

“他舅舅在現場看孩子遺體時發現，孩子的臉被鐵鍬鏟得面目全非”“不光是面部，還有頸部、背部，都有非常嚴重的、尖銳物體巨大沖擊導致的創口，有的（傷口）長度達七八厘米”……這是對邯鄲13歲初中生被3名同學殺害后的描述。3人都不滿14歲，分兩次在廢棄大棚挖坑掩埋尸體。其犯罪手段的殘忍和成熟，迅速激起輿論場關于修法、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討論。

刑法修正案（十一）規定，已滿十二周歲不滿十四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情節惡劣，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追訴的，應當負刑事責任。此次事件的3名嫌疑人恰好落在了這一年齡區間，殺人埋尸，還可能存在霸凌，不排除會被追究刑責。

問題的核心是，追究刑責，甚至追究最高刑責，能避免下一次悲劇的發生嗎？

↑曾埋著受害人遺體的廢棄蔬菜大棚。圖據新京報

問題的癥結或不在于年齡起點

當下，有不少聲音呼吁繼續下調刑責年齡，我們不妨從時間和距離兩個維度來審視。

例如，德國、日本、意大利等都將刑事責任年齡起點規定為14歲，法國為13歲，荷蘭為12歲，丹麥、芬蘭為15歲，最小的是瑞士為7歲，英國、澳大利亞為10歲。對比可知，我國目前“有條件的12歲”，大致處于中等水平。當下刑責年齡距離上次調整只有三年多時間，再調整的可能性不大。

此外，據最高檢數據，自2018年至2022年，不滿16周歲未成年人犯罪從4600人增至8700多人，年均上升16.7%。今年2月，最高檢第九檢察廳廳長缐杰介紹，雖然有的地區下降或者有升有降呈波動狀態，但全國面上數據顯示未成年人犯罪總體呈上升趨勢，低齡未成年人占比也有所增加。2023年，全國檢察機關受理審查起訴未成年人犯罪9.7萬人，其中不滿16周歲未成年人犯罪約1萬人。

那么，調低刑責年齡，是“調了沒用”還是“調得不夠”？如果是后者，又該調整到多少歲合適？

去年9月，某地一小學生在校內被同班兩男生凌辱，對方涉及辱罵、毆打、身體侮辱等，兩名侵害人都只有9歲；去年11月，11歲男孩將4歲女童推入糞缸致其死亡……顯然，將刑責年齡一味“下探”，是沒有底的。有沒有一種可能，問題的癥結不在于，或者說主要不在于年齡起點。

從全世界的經驗來看，針對未成年人犯罪，無一例外都強調預防，注重打擊犯罪與教育之間的平衡。正如中國政法大學羅翔教授所說，法律從來不可能解決所有的社會問題，它本身就是無可奈何的他律。這世上也不只有法律，若一遇到極端案件就立即呼吁下調刑責年齡，既缺乏可操作性，也局限了治理思維。

犯罪背后，我們不該忽視什么

殺一個人，需要多大膽量？放在幾名初中生身上，可能是讓人后怕的“冷靜”“老到”“周密”。

受害人失蹤后，3人起初都謊稱沒見過受害人。其中一人在事發第二天仍正常上學，直到被民警從學校帶走。有村民說，他被帶走時并沒有太過激動和害怕，神態很平靜。受害人家屬還曾找到嫌疑人之一，他在床上打游戲，給了誤導信息影響找人。最后在監控視頻和轉賬記錄的證據下，3人才交代將受害人埋在廢棄蔬菜大棚內的事實。

這樣的膽大、心理素質強，甚至表現出不亞于成年人的心智，令人吃驚。埋尸的坑深0.56米，分兩次挖掘，這樣一起有預謀的犯罪，讓人們更加憤怒，還有一些痛心：孩子們何以至此？別人的生命在他們眼中竟如草芥，這對自己的生命又何嘗不是一種揮霍和踐踏。

生命教育，遠比書本上的知識更難。受害人和3名犯罪嫌疑人都是留守兒童，父母在外打工，平時和爺爺奶奶一起生活。可以想象，為什么受害人告訴父親、爺爺奶奶自己不想上學后，沒有引起注意；為什么受害人在被嫌疑人多次欺凌、多次鎖在勞動間小屋、老師調過座位后，班主任和校長還覺得“他們關系很好，經常一起玩，未發現校園欺凌”。

這些本該作為后盾的力量，可能各有立場，可能是認知缺位。在那個小鎮上，只有一所中學，在外務工的父母、留守鄉村的老人、甚至于學校本身，可能看不到比好好讀書更重要的東西。

“綜合疾病”不能只看“專科”

毫無疑問，此案已經成了全社會關注的事件，學校、家長、警方、律師以及其他目擊者都有些許零碎的信息披露出來，但還遠遠不夠。

他們欺凌同學的手段、殺人埋尸的謀劃、作案后的冷靜面對，這些“能力”是如何養成的？平日有無接觸涉黑惡性質的人群，關注過哪些網絡信息，是否沉溺暴力游戲？家庭關系是否和諧，生活學習上有無困擾等，都是需要解答的問題。而更重要的是，通過還原他們的生活路徑，作為觀察一代青少年的一個窗口，探究他們在想什么，傷害別人對他們又意味著什么。

此外，3名嫌疑人的監護人與家庭，有沒有給予其基本的、哪怕是樸素的生命教育、守法教育？進一步說，監護人們有沒有這個能力？如果沒有，該誰來補位？

徒法不足以自行。網上有很多聲音要求“必須嚴懲、必須負刑事責任”，還有人希望此案成為刑事責任年齡有條件下調后被追訴的首案。這些，都構成了嚴懲未成年人惡意犯罪的強大民意基礎。

在逝去的生命面前，法律雖然是事后懲罰，但也能夠傳遞一種理念——犯罪就要付出代價，年齡不是擋箭牌，無知無畏不是通行證。而未成年人需要的法治教育、生命教育，各方也責無旁貸。法律的威嚴和正義體現在個案中，也只有通過對每一起個案的深刻反思，真正汲取案例教訓，補足教育和治理的短板，才會減少發生下一次未成年人犯罪的概率。

希望此案能成為一個典型案例的開始，把因果影響因素像解剖一只麻雀那樣，從教育（家庭和社會）、心理、文化接觸等多方面進行溯源，真正尋找到兇殘背后個性與共性的“蛛絲馬跡”，從而對癥下藥。唯此，或才能防止下一起類似案件的出現。

紅星新聞特約評論員 李哲

編輯 汪垠濤

紅星評論投稿郵箱：hxpl202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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