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出了4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他去世了，一文帶你重溫索洛增長模型

當地時間本周四（21日），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索洛（Robert M. Solow）在美國馬薩諸塞州的家中去世，享年99歲。

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布蘭查德（Olivier Blanchard）評價稱，索洛三大成就是研究、指導和方法論。索洛因其在經濟增長理論方面的研究成果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以其名字命名的模型也成為宏觀經濟學教科書的主要內容。他也教導出一代又一代的頂尖人才，他的學生中有四位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與經濟學結緣

1923年8月23日，索洛出生于美國紐約布魯克林。16歲時，索洛憑借獎學金進入哈佛大學，學習社會學和人類學，并期望在美國林業局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但他卻無法從學習中獲得價值感。從戰場回到哈佛后，他轉向了經濟學研究。

畢業后，索洛在哥倫比亞大學工作了一年，隨后加入麻省理工學院擔任助理教授。他曾在書中寫道：“我的辦公室就在薩繆爾森隔壁。就這樣，我們開始了長達40年的幾乎每天都要進行的對話，涉及經濟、政治、我們的孩子、白菜和國王”。

他在青年時期就已聲名鵲起。1961年，37歲的索洛獲得了約翰貝茨克拉克獎章，該獎項旨在獎勵40歲以下的杰出經濟學家。1987年，63歲的索洛因提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是技術進步而非資本和勞動力增長獲得了當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索洛也啟蒙了一代又一代頂尖人才。如前所述，他的學生中有四位也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包括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戴蒙德（Peter Diamond）、諾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和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

歐洲央行前行長、意大利總理德拉吉（Mario Draghi）也是在索洛和麻省理工學院教授莫迪利亞尼（Franco Modigliani）的指導下完成博士學位的。

索洛的學生、美聯儲前副主席布林德（Alan S. Blinder）說：“他以前的所有學生都以他為偶像，無一例外。”

索洛曾多次受邀在美國政府中任職，但他始終更心系學術界。在肯尼迪政府時期，他曾短暫地在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擔任高級經濟學家一職。

技術進步的重要性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經濟學界的主流思想認為，儲蓄率和資本投資是財富增長的主要變量。但索洛在分析經濟增長時，將技術進步與其他關鍵變量（包括人口增長和資本回報）區分開來。

索洛發現，儲蓄和投資的增加確實會使個人平均變得更富有，即人均收入水平會提高。但這不會影響經濟的長期增長率。在索洛的模型中，人口和技術知識的影響不會消失，而額外儲蓄對長期增長率的影響卻會逐漸消失。

1956年，他在《對經濟增長理論的貢獻》一書中提出了索洛增長模型，該模型認為，生產率的連年增長主要由技術進步、資本積累和人口增長驅動。 1957年，他出版了索洛模型的實證著作《技術變化和總生產函數》。他進一步證明，事實上大部分增長來自技術進步，而不僅是人口和資本投資的增加。

在2007年出版的《牛津經濟政策評論》特刊中，該刊專門討論了索洛工作的影響，該刊認為，上述兩篇著作是“經濟理論中最具影響力和最受推崇的文章之一”，它們“將增長理論從晦澀的關于穩定性和邊際特性的爭論，轉變為一個靈活而完備的框架，用于分析關鍵的增長問題，比如儲蓄、人口、折舊和技術進步的變化對產出水平和增長的影響”。

在麻省理工學院任教期間，他與1970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薩繆爾森（Paul A. Samuelson）還共同研究了許多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理論，如馮諾依曼增長理論（1953年）、資本理論（1956年）、線性規劃（1958年）和菲利普斯曲線（1960年）。

薩繆爾森和索洛將原來表示失業率與貨幣工資率之間交替關系的菲利普斯曲線發展成為用來表示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交替關系的曲線。這為上世紀60年代政府的擴張性政策提供了經濟學依據，即只要通脹率略有上升就能降低失業率。這也在美國上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發生的大通脹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其研究的過程中，索洛往往從一個很小的興趣點入手，簡化其他所有變量的作用，并最終完全理解“拼圖中這一小塊”的作用。這種思路即建立所謂的“玩具模型”（toy models）。后來，這一策略也成為他教導學生的主要方法。

在其擔任導師的教學生涯中，索洛重新規劃了博士論文的模式，他開創性地讓博士生提交三篇論文，每篇論文都集中分析一個獨立的經濟問題，而不是打磨長達數百頁的單篇論文。索洛稱，他認為現代經濟學家應該“寫文章，而不是寫巨著”，這也是他對其博士生的期望。這一模式很快也成為麻省理工學院和其他研究生院的慣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