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紅桃》“偶像劇”拍成了“花瓶劇”

來源：北京青年報

◎唐山

“關曉彤一開場穿黑絲涂口紅，我還以為她的任務是要對哪個敵方的要員使美人計，結果她是去火車站刺殺的？殺個人要化全妝這么隆重的嗎？”

“韓東君的賣相還是好看的，但是也就剩下賣相好看了……”

“太假了。作為一部諜戰劇，雖然情節弄得算是緊湊，但可信度不高。兩個主角，都太在意自己是不是好看。越在意，越讓人出戲。”

被寄予厚望的“諜戰+偶像”劇《梅花紅桃》剛播12集，豆瓣上的“酷評”已如排山倒海，呈現出奇特的景觀：一方面是“收視率殺瘋了”，另一方面則是網友們“不看的呼聲越來越高”。

《梅花紅桃》容納了當下“熱劇”幾乎所有的“成功密碼”：著名編劇，市場經驗豐富的導演，有大批忠粉的明星，再加上懸疑、諜戰、偶像、三角戀、暗殺、斗智、老上海風情……為何反響與預期之間的落差這么大？由此帶來的懸疑，恐怕比劇中那些所謂“懸疑”，還精彩。

一言以蔽之：《梅花紅桃》的創作團隊似乎完全誤會了“偶像劇”的概念，生生給拍成了“花瓶劇”。

接受粉絲修改的明星才會成為偶像

“諜戰劇”與“偶像劇”結合，并非新事。過去10年，類似作品不斷涌現，較成功的有《偽裝者》（2015年）、《麻雀》（2016年）、《瞄準》（2020年）、《叛逆者》（2021年）等。甚至可以說，已成類型片中，“諜戰劇”+“偶像劇”是對投資人說服力最強的品種之一。

“諜戰+偶像”劇能火，原因有三：

其一，“偶像化”是大勢所趨。幾乎所有劇都難免俗，古裝劇、都市劇、警匪劇，甚至正劇，均已“靠偶像撐臺”。當年輕觀眾成為最主力的收視人群時，據說這樣才能“迎合市場”。

其二，偶像自帶粉絲，運營風險低。一般認為，粉絲是無腦的，會盲目追星，哪怕是爛劇，也能保證收視率，供資本輕松、安全套利。

其三，創新空間相對更大。主題創新、內容創新、手法創新都需成本。如風險不可控，資本便會轉向更“簡單”、更直接的創新路線——偶像再生產。

“諜戰+偶像”劇是資本、市場與創新環境共謀的產物，是作為“經營策略”而出現的，內生因素未必是其根本動力。從一開始，“觀眾需求”便被無視、被代言了。這是“諜戰+偶像”劇的原罪。

從結果看，正是一批不懂偶像的人在生產偶像劇，他們一邊在生產，一邊又在鄙夷。在他們的認知中，偶像劇即膚淺、庸俗、低檔次、品味差。拍偶像劇，不過是一份“養家糊口的工作”，與“創作”無關，與“審美”亦無關。

于是，偶像劇果然被輕淺化——只求外表靚麗、性格呆萌、穿著時尚，不求其他，常入“拿著肉麻當有趣”“裝酷”的淵藪。

可問題是：年輕人真的無腦嗎？他們真會喜歡這樣的偶像？

只要玩一下“大火”的電游《原神》即知，它的趣味不在難度，而在互動感——玩家可以調教一個角色，使其成為明星，在“幫其成名”中，得到快樂。這其實才是當下年輕人“追星”的主流模式：他們不斷用自己的意愿去塑造明星，將心中的完美形象附加在其上，然后再去“無腦追”。

這就可以理解，為什么粉絲們會這么苛刻：在網上，他們不斷給明星們挑刺，發出各種指令，動輒謾罵，因為他們承擔了“偶像創造者”的使命。粉絲只有選擇權、沒有參與權的時代已成過去式，接受粉絲修改的明星，才會成為偶像。

在今天，偶像只是年輕人期望的最大公約數，而非一張臉、幾分善良、私生活干凈和資本炒作的組合；偶像們必須與粉絲持續互動，及時了解對方需求，并及時表現出“我正是你需要的”。

名義上是電視劇卻更像一場拉長的T臺秀

從今天粉絲對偶像的要求看，《梅花紅桃》顯然不合格。

在今天，任何偶像都要回應粉絲們內心的核心關切：生活的意義是什么，如何在無聊的格子間人生中找到自己，如何化解對未來的焦慮，所謂幸福感是什么……

以《叛逆者》為例，它也是“諜戰+偶像”劇，但在國仇家恨的大敘事下，兼容了“如何建立人生意義”的小敘事。劇中男主角也曾迷茫，也曾在“對個人報恩”與“民族大義”之間做出錯誤選擇，最終在理想主義的照耀下，走上正確的人生道路。

再如《隱秘而偉大》，同樣呈現了成長之困，最終主角們在革命倫理與生命倫理之間找到了平衡。這，即學者李城所說：“以青年為敘事主體，以個人成長為母題，在日常生活敘事流中突出青年自我成長史，完成國家與青春的同構，實現了青春話語與國家話語的契合。”

“諜戰劇”與“偶像劇”必須發生化學反應，必須找到個人成長與家國情懷之間的結合點。如果只是拼在一起，各說各話，就會變成“花瓶劇”——演員的臉依然靚麗，可每個動作都不合理，成了“死美人”。而這，恰恰是《梅花紅桃》的最大問題。

《梅花紅桃》根本不關注劇中人的生命成長，忽略了角色與觀眾的互動，創作者們想當然地以為：觀眾只是來看“漂亮臉蛋”和“好故事”，他們不需要從觀看中，撫慰并開解精神上的困惑。

于是，《梅花紅桃》中所有人物都是標準的“紙片人”，無恐懼，無歡樂，無波瀾，“殺敵”成了他們存在的唯一目的。他們從不困惑，也不追問，更不成長，除了關心自己在每個鏡頭中的造型是否優美，再無其他。可把這些漂亮的造型拼起來，怎么也拼不成一個活生生的人，更像是一場拉長的T臺秀。

找不到“更高的東西”情節越編越離譜

丹麥著名哲學家克爾凱郭爾曾說，生而為人，“既不使自己的生活百無聊賴，又不無謂奔忙，那么，就必得要有某種更高的東西存在。通過它，人們可以走向高處”。

每個人都會尋找“更高的東西”，難度在于：既然是“更高的東西”，必然脫離現實經驗，可我們又只能靠現實經驗，來判斷它是否真是“更高的東西”。這一悖論決定了，追尋的過程必然充滿迷茫、挫折、痛苦與驚喜，是真是假，絕大多數觀眾靠直覺就能體會出來。

網友們指責《梅花紅桃》的劇情漏洞百出，并不完全是故事邏輯性的問題，而是在建構“更高的東西”時出了紕漏。

生活本來就不合邏輯，任何故事都會有漏洞。觀眾們真正期待的是“不同尋常卻合理”的解釋，觀眾抱怨劇情有漏洞，往往意味著，作品沒能實現“不同尋常”，未讓觀眾沉入到故事中——當觀眾不是通過感受去看一部劇，而是用理性來審視它，這部劇便已失敗了。

《梅花紅桃》的劇情足夠曲折，每集都會設計一個“引爆點”，密度之大，給人以喘不過氣之感。可這些“引爆點”都是“出現問題—即將崩潰—主角靈光閃現——解決問題”模式，且所謂“靈光閃現”，無非是男女主角“假扮情侶—現場編詞演戲—騙過所有人”。

再好的故事套路，反復使用，也會讓人生厭。更何況次次都用“砸現掛”“抖機靈”來解決，未免太過小兒科，直讓觀眾痛不欲生。

情節是為內容服務的，沒有“更高的東西”，或“更高的東西”不真實，創造者只好用情節填補。可情節提供不了真正的“更高的東西”，這一次糊弄過去了，下一次怎么辦？倒逼其越編越離譜。

比如劇中，特務們為揭穿假情侶，竟以“逼婚”為妙計，結果賠上了日本特務頭子的命；

再如女主角已被軍統召回，違反紀律逃回家中，竟然靠幾句臺詞來敷衍丈夫、友人和同事，并以為成功圓謊……

這種泥石流般的想象力，連毫無特工經驗的我都看笑了，那些專業特工情何以堪？

這部劇是生產出來的而非創作出來的

《梅花紅桃》中，幾位演員的表演也令人失望。

顯然，他們同樣對偶像產生了集體誤會，以為偶像就是在每個鏡頭中卡住C位，時刻提防網友們截取表情包，耍酷高于一切……有了這種包袱，演員只好拿出無瑕疵、無死角的萬能臉，用一種表情處理所有場面，則演員與AI又有什么區別？

不否認，可能在劇本層面，《梅花紅桃》便未能賦予角色更豐富的層次。故事太多，把人物擠扁了，變成情節的載體而不是相反，客觀上限制了演員發揮。但好演員總有解決方案，會找到自己與角色之間的關聯，而不是角色是角色、自己是自己。如果連演員都置身于角色之外，觀眾又如何能進入？

在《梅花紅桃》中，男女主角的成長線原本就不清晰，靠情節來填坑——雙方本是戀人，因男方工作性質特殊，不得不分開，由此產生誤會，卻因共同的“抗戰大業”，又貌合神離、互相利用地走到一起。這種“從相愛到誤會，再從誤會到相愛”雖是俗套，但足以處理得更有層次感，可從結果看，通篇無層次、無波瀾，令人生疑：演員們事先通讀劇本了嗎？為何處理得如此粗糙？

成功要各方努力，失敗只需一方拉胯，而《梅花紅桃》的奇特之處在于，它在幾個方面都有問題。疏忽背后，傳遞出驚人的傲慢：創作者們游離在觀眾的真實需求之外，自以為在“娛樂觀眾”“講個故事逗他們玩”。這種以專業性為名的戲謔態度，使該劇成了生產，而非創作。

也許直到開播前，《梅花紅桃》創作者們都沒意識到它的問題，仍沉浸在“這種劇還能怎么拍”的幻覺中。如此，不僅讓人擔憂：類似的作品會不會繼續生產出來、何時才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