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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拓展：

導讀：7月24日上午，中方決定撤銷對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的設立和運行許可。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透露，該總領館一些人員從事與其身份不相符的活動，干涉中國內政，損害中國的安全利益。而根據美聯社和BBC的報道，位于成都的美國總領館其實負責收集中國的西部地區的情報，對美國有“重要戰略意義”。 不過，美國并不只靠總領館來執行干涉他國內政的行動。實際上，美國的一些所謂的“非政府組織”一直在全世界以推廣民主之名行干涉他國內政，甚至顛覆政府之實，給許多國家的民眾帶去災難?！懊绹鴩颐裰骰饡保∟ED）就是其中之一。 以下內容為《阿拉伯“革命”隱藏的另一面》一書中奧利維爾·吉爾曼所撰寫的一章，揭露了NED等組織近年來的活動。觀察者網將其收錄，以饗讀者。

【文/ 奧利維爾·吉爾曼】

每年，美國政府都要在全球范圍內推動和加強民主的有關項目上花費超過15億美元。華盛頓擁有與此相匹配的人力、后勤資源和手段來支持那些尋求民主改革的人。這一充滿睿智的步伐始于里根總統的第二任期（1984—1989年）。美國從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初創建了大批企業，政府擔心出現投資回流熱潮而鼓勵企業對外投資，同時亦使其避免如美國中央情報局一樣太過張揚而引發諸多爭議。

此后，非政府組織的行動就得到了美國私人及公共基金的大量資助，并成為美國在中東和北非地區協調行動的一部分。美國私人基金會借此對中東和北非地區的政治和社會變革發揮了決定性的影響。

在這些基金會中，“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尤其引人注目，因為其極好地代表了超越美國各黨派的政治共識——美國國家利益至上。只要能夠促進美國的國家利益，可以在全世界范圍內對各國政治生活施加影響。

NED在中東、北非“革命”中的行動

從東歐到獨聯體，以及當前從阿拉伯世界到伊朗的一系列“革命”，民眾動員之風日盛。這里有對選舉結果非法性的爭議，也有對當權者合法性的純粹和直接的疑問。 在所有情形中，掌握交流新技術（推特、臉書、帶照相功能的手機等）的年輕人，成為大量非暴力游行示威的發起者和堅定的執行者。

在北非和中東，盡管自2000年初以來革命就規律性地時隱時現（反食品價格革命、大學生革命等）、但直到2010年底，街頭壓力才顯著增長。但這一次，不同于警方，軍隊沒有做出反應。與前些年不同，突尼斯和埃及的軍隊選擇放任示威者的行動，這導致人們一直相信必將“永存”的領袖和政黨被推翻。

但是，這一變革沒有改變現行政治制度的深層次結構。深入那些政治“革命”尚未完成或部分完成的國家就能發現，即使到2012年秋，這些政治體制仍極不穩定。在這些民主轉型的國家，公民社會被發動起來，而軍隊、警察及那些或多或少即將放棄特權的階層也是如此。大量當地或外國非政府組織現場向網絡反對派提供后勤和資金支持，并持續給予政治和經濟建議。

在局勢持續動蕩、仍極不穩定的背景下，與其他積極從事“推廣民主”的美國基金會一樣，NED繼續進行實質性工作，這項工作在2010年底大動亂之前好幾年就已開始。

回想起 21世紀伊始，東歐發生“顏色革命”并取得成功。 自2003年以來，眾多記者、研究人員和政治分析家，找到了“公民社會”以及大量當地或外國非政府組織在“顏色革命”中所扮演決定性角色的證據。它們全部或部分由美國的公共基金資助。

盡管每個國家發生的事情都要經過長篇論述，才能發現各國局勢實際存在很大區別，但它們有如出一轍的推翻政府的框架，先后在中東、北非地區迅速推進。本·阿里（突尼斯，2011年1月）、穆巴拉克（埃及，2011年2月）和卡扎菲（利比亞，2011年8月）紛紛下臺。到處都是大規模的示威游行，有時能動員超過100萬人。 這些示威游行在數周內充斥著熒屏，顯示長久以來被剝奪的話語權終重獲，被過分侵犯的尊嚴得到挽回。一些城市和鄉村變成了發泄長久以來被壓抑的怨念的場所，這在西方民主眼中其實是極令人驚訝和難為情的。

此前的伊朗

在此，我們首先提及伊朗2009年的政壇大騷動。當年6月12日，伊朗人走向投票箱選舉新總統。時任總統內賈德的支持者與反對派對壘，后者希望不再由保守派掌權。但是，投票的結果卻是內賈德以超過85%的得票率當選。反對派候選人立即大呼選舉不公正。社交網站即刻采取動員行動，大量公民走上大城市街頭示威游行，要求當局宣布此次選舉結果無效。該事件被稱為 “綠色革命”，被認為是“網絡革命2.0”的第一次實戰。民眾用英文寫的一些簡單標語，包括最有名的“我的選票哪去了？”在德黑蘭街頭飛舞，引起西方媒體在數周內大規模報道。

2009年6月，在總統內賈德連任成功后，伊朗民眾走上街頭表示抗議，甚至投擲石塊 該圖來自《紐約時報》

盡管這些事件震動了體制，但伊朗今天依然存在，被懷疑選舉舞弊的總統依然在臺上。盡管2004年以來華盛頓通過“自由之家”、USAID和NED等途徑采取了各種技術、金錢手段，試圖在當地贊成民主的組織的幫助下，對事件的進程施加影響，但互聯網這一表達抗爭的工具也沒能推翻阿亞圖拉（對什葉派領袖的尊稱）制度。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SC）的丹尼斯·羅斯主導著華盛頓的伊朗政策，其在小布什時期顯得非常積極。美國對推進伊朗民主項目的資助從2004年的1500萬美元猛增到2008年的6000萬美元。 此后由于2009年6月12日選舉期間發起的“綠色革命”失敗，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決定中止從小布什時期就發起的推進民主項目，因為美國不希望給伊朗一個放棄核問題談判的借口。

奧巴馬時期，伊朗人權文獻中心、“自由之家”、國際選舉制度基金會（IFES）等機構，爭相向“擁有參與自由和公正選舉權利”的公民提供支持，但 NED的主要組成部分IRI的2011財年的財政預算卻被美國國會駁回。至于2012財年，據 NED 官方網站數據，其在伊朗僅資助了5個項目，總預算為1345285美元，其中957800美元“用于支持保衛新聞自由的機構”。自那時起，盡管震驚阿拉伯世界的重大事件即將發生，但德黑蘭街頭仍然陷入沉默，伊朗政權依舊穩固。

“阿拉伯之春”的活力

好幾個問題浮出水面，既有關于這些民眾運動的自發性的，也有關于權力轉移的程度的。如此真切的“革命”形勢是否引領了“革命”的完成? 遭受專制主義壓迫的民眾是否獲得了完全自由，并在洗清了凌辱之后重拾驕傲？

產生“革命”的過程、“革命”對日常政治的影響和美歐的外交姿態讓我們困惑。2010年底以來，民主在中東、北非地區急速推進。但它涉及哪些形式的民主轉型？尤其是NED等非政府組織如何干預政治變革？

正如NED在其官網“我們在哪兒工作”一欄中所指出的，這些年來，NED在所有“重點國家”的存在感都極強，尤其是資助一些非政府組織、政治機構和媒體。因為顯然對華盛頓來說，中東、北非地區的政治制度瀕臨破產，不再能承擔起確保美國戰略和能源利益的安全閥功能。即使華盛頓確實不知道斷裂點怎樣，何時，在中東、北非何地出現，但承認了該地區的政治和社會現狀已讓人無法忍受。因為美國觀察到了太多問題：人口變革（低出生率）、技術變革（新交流、信息技術）、越來越高的失業率、高漲的食品價格及日益猖獗的腐敗。一切都被貼上如下標簽：當局不尊重公民的人權和基本自由。

經過一年多的和平抗議，“革命”行動通過卡塔爾半島電視臺和一些交流、信息新途徑，在這一地區的家庭中持續傳播，但2010年底的那種情況再難回歸。

中東、北非地區最大的不穩定因素并非存在政治體制變遷，而是政治體制變遷后的機能缺失。奧巴馬政府一直深知此事。正是這些情況讓NED、“自由之家”及USAID等非政府組織加速培養精英以成為體制穩定的基石。

在潛在的不安全背景下，積極的公民社會而不是正處于加速解體階段的專制政府，成為“推進民主”機構更可靠、更穩定的合作伙伴。因為公民社會更希望參與交流，更愿意提出社會倡議，比陷入絕境奄奄一息的政權的態度更為緩和。顯然，對NED來說，更希望合作的民間組織能以更合作而不是對抗的方式幫助討論和彌合社會分歧。公民社會希望通過選舉向新領導人攤牌，它能引導民意，尋求建立“政治和公民參與”，限制極端主義：這正是冷戰結束后美國的賭注。

基于這些原因，政治、社會和經濟體制的開放不僅是一個理想主義問題，而且成為一個戰略需要，因其旨在確保一種必要的政治穩定性，從而確保地方、地區和國際安全。當然，民主轉型的危險也確實存在，奧巴馬政府也了解，但這不會妨礙NED繼續其支持建立開放和民主社會的行動。關鍵目的是要平穩地實現這一轉型，其基石是開展政治改革，舉行具有政治代表性的自由和公正的選舉。

但只有“程序性”的民主是遠遠不夠的，倘若它只帶來一個新的獨裁政府，或許會對一些少數族裔、宗教少數派及少數人種不利。長期的民主依賴于穩定的民間組織、國家對法制的尊重、獨立機構、 言論自由和媒體自由。華盛頓面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其政治代理人能接受多元化選舉結果。在華盛頓還希望新政府，不管是埃及穆兄會還是突尼斯復興運動黨，能以清晰的思路實施改革，要意識到沒有人相信改革能一蹴而就。這就是為什么通常用“民主轉型”來為當前這一時期歸類。

對于最近突尼斯和埃及的選舉中伊斯蘭政黨的獲勝，美國政治領導人對原則上是否將這些政黨作為有效對話者尚未表態，但NDI已在第一時間拒絕與埃及穆兄會接觸。

為說明美國在面對自2010年底打響第一槍以來的阿拉伯“革命”時，秉承的實用主義思想，我們首先摘錄了幾段希拉里于2011年11月7日，在美國國務院內的晚會上為NDI頒獎時發表的演講。

理性的個人會在很多問題上存在分歧，但對一些東西，包括所有各方，不論是宗教的抑或是世俗的，應該達成一致。這不僅有助于我們給他們提供支持，更有助于為這一地區的人民和相關國家的人民建立自信，使之能靠自己的力量保護其艱難取得的權利。介入民主事業的政黨應拋棄暴力：它們應尊重法制，尊重言論、宗教、結社、集會自由，尊重婦女和少數群體的權利：一旦其選舉失敗，它們就應放棄權力：在宗教和人民內部存在深刻分歧的區域內，它們不應擦起引發新動亂的火花。

換言之，各政黨發表的演說沒有其在這片土地上的日常政治態度重要。

沒有人希望看到另一個伊朗的出現，沒有人希望看到一些政黨有軍事分支或其外交政策受到好戰主義的影響。當一些人， 不論其屬于何種派別，鎮壓其同胞或顛覆民主原則時，我們將站在那些反對他們和保衛民主的人的一邊。

無獨有偶，克林頓時期的國務卿奧爾布賴特于2011年2月3日，在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一次采訪時，毫不隱諱地向記者雷切爾·瑪多透露：NED已存在于埃及，并致力于基層政治的建設，盡管當時穆巴拉克尚未下臺。當天奧爾布賴特在受訪時，還提及了在不久的將來，伊斯蘭主義者贏得選舉并成為美國伙伴的可能性。她說：“有很多組織表達了其憤怒情緒，其中就有伊斯蘭派別，它們希望參與和平政府?！保ㄓ^察者網注：2011年2月3日采訪奧爾布賴特的并不是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而是MSNBC。另外，她在接受采訪時所提到的組織不是NED，而是NDI。）她還說：

而我想起了一個例子，那就是我們經常忘記提及的，20世紀90年代末印尼獨裁者蘇哈托被推翻，而后由溫和的伊斯蘭主義政府代之。

……

你們看，有 “伊朗模式”，但同時也有“ 印尼模式”。我相信埃及人將開放地談論未來的政府，并吸納那些承認婦女選舉權的溫和的伊斯蘭主義者。

我們長久以來與埃及一道致力于發展完善的公民社會，而且與準備好參加自由和公正選舉的反對派組織了討論、談判。

……

若包括穆兄會在內的伊斯蘭組織放棄了將暴力作為表達方式的做法，我相信它們將被吸納成為溫和的世俗政府的一部分。

自打奧爾布賴特進入國家安全委員會，并在卡特時期（1976—1980年）負責外交政策后，她就成為美國政壇的一個關鍵人物。她宣布支持“印尼模式”，允許溫和的伊斯蘭主義者掌權，掌握實權的軍方亦退居幕后。美國前國務卿的這一訪談難道沒有挑明美國已試圖在中東、北非地區打破“零記錄”，清除擋路甚至危險的領導人，且不論選舉結果如何，都希望軍方確保權力延續嗎？

2000年10月23日，金正日在平壤會見當時正在朝鮮訪問的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 該圖來自中國青年網

“顏色革命”的經驗

全球范圍內已經發生政權更迭的國家，其政治進程具有相似性。那么，從塞爾維亞到埃及，從烏克蘭到突尼斯，它們在政治進程上又有哪些不同階段?

接下來，我們將列12個方面來介紹自2000年米洛舍維奇倒臺以來，我們在很多國家觀察到的政治進程規劃：

(1) 家族統治日趨不穩，傳統盟友只提供口頭保護。

(2) 年輕活動分子（大部分是網絡反對派）中的一小部分精英，在“自由之家”、NED、CANVAS、USAID、NDI、IRI、OSI等外國組織內接受較長時間的非暴力抵抗技術培訓。

(3) 這些活動分子再接著從公民社會的關鍵部門內吸收、培訓積極分子，以支持、壯大其行動。

(4) 設計一些簡單的擁護聯邦制的標志和標語，隨后以小冊子、膠黏物、傳單、網站和博客等形式大量傳播。

(5) 通過首都內外的社交網站號召以和平方式示威，以擾亂警察工作。

(6) 為示威者配備經過非暴力抵抗技術培訓的骨干，在上街游行時，在攝像機和手機鏡頭前大量展示其統一的標志、標語和口號，并利用手機將相關圖片上傳至社交網站。

(7) 在街上圍觀或收看卡塔爾半島電視臺節目的民眾，很快深信力量對比對現政權不利，并被煽動起來推翻政府。

(8) 受到侮辱的領導人面對廣泛動員和越發增強一致性的游行時心慌意亂。他們會進行反擊，警方則或多或少地使用暴力鎮壓。

(9) 隨著時間推移，軍隊會放棄支持現政權。

(10) 在民眾運動的堅決要求下，領導人常面臨國際輿論壓力，甚至來自其從前的盟友或朋友的壓力，然后可能發生三種情況：一是領導人放棄權力（埃及、突尼斯）；二是平息民眾的憤怒情緒（伊朗、白俄羅斯）；三是在外國軍事干預下被推翻（利比亞）。

(11) 臨時政府在那些“已被解放的”國家中被組建起來，并在“民主轉型”的號召下開創新時期，美國希望這個時期越短越好。

(12) 組織自由選舉，通常一些保守政黨將上臺，并（可能在一段時間內）將民眾運動的發起者如最激進的社會和社團力量（左翼黨派、薩拉菲派等）排除在外。

讓我們稍稍回顧一下歷史。1998年10月的塞爾維亞，貝爾格萊德大學的一伙學生創建了“抵抗”組織。2010年至2011年，該組織的標志（黑色背景上的一個握緊的拳頭）突然出現在伊朗、埃及和突尼斯街頭。因為自米洛舍維奇倒臺以來，“抵抗”已成為非暴力青年運動的榜樣。這一組織隨后改組為政黨，后又自稱是獨立的非政府咨詢組織，現在則被稱為CANVAS。

在 2000年11月26日《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中，美國記者羅杰·克恩披露“抵抗”大量接受美國的援助。他提到了USAID為推翻米洛舍維奇啟動了一筆2500萬美元的款項。USAID副署長唐納德·普雷斯利宣稱，還向“抵抗”組織捐贈了數十萬美元直接用于落實“示威必需品”，如T恤、小冊子和印有拳頭標志的粘貼物。而 IRI通過 NED給“抵抗”的資助高達180萬美元。

2002年，一些“抵抗”成員建立了CANVAS，開始致力于為非暴力抵抗的阿拉伯、古巴或玻利維亞的年輕活動分子，提供美國政治理論家吉恩·夏普倡導的非暴力理論的培訓。當時該理論已被翻譯成25種語言。

CANVAS還向非暴力政治反抗運動和大量東歐、獨聯體和阿拉伯伊斯蘭國家的青年組織提供培訓。其中包括格魯吉亞的“夠了”、 烏克蘭的“是時候了”、白俄羅斯的“牛仔”、阿爾巴尼亞的“夠了”、俄羅斯的“保衛”、吉爾吉斯斯坦的“站起來”、烏茲別克斯坦的“大錘”和黎巴嫩的“自由脈沖”等。2011年，大量青年活躍分子完成了在貝爾格萊德的CANVAS總部的實習后，“4月6日青年運動”在埃及誕生。

“抵抗”的標志是黑色背景上的一個握緊的拳頭，首先被CANVAS采用，隨后成為通行標志。從此前的格魯吉亞、烏克蘭和塞爾維亞，再到2010年底以來的埃及、阿爾及利亞和突尼斯，這一象征符號背后始終隱藏著“革命”的自發性問題，以及面對華盛頓時的國家政治主權問題。

被操縱的“革命”？

2011年6月7日，瑞士記者伊娃·格林在《日內瓦論壇報》披露了2011年2月前后，即埃及“革命”發生之前和期間，促使穆巴拉克下臺的埃及青年示威者同貝爾格萊德的聯系及其所獲的建議。 以下是文章摘要：

2011年 5月 16 日，在剛從獨裁者手中解放出來的埃及首都， “4月 6日青年運動”與塞爾維亞的“抵抗”舉行會議，商討蘇丹問題，就是在那里啟動了一個青年運動組織。和“ 抵抗”一樣，“4月 6日青年運動”決定不組成政黨和推選候選人參與選舉。和塞爾維亞人一樣，埃及人也在培訓未來的革命者，他們與阿爾及利亞、敘利亞、也門等國的青年人均保持著聯系。 埃及人充當著聯絡先鋒。

法國情報研究中心主任埃里克·德納塞在法國《論壇報》2011年6月1日的采訪中表示。多國首腦發生變動應歸因于“阿拉伯之春”：“ 我不相信這些準備了多年的革命是自發的。2007年到2008年，在‘自由之家’、IRI和 CANVAS等美國非政府組織的主導下召開過多次會議，與會者大多為博主及相關運動的領導者，他們種下民主的種子，并為革命創造了良好的土壤。蘇聯解體、塞爾維亞革命、烏克蘭‘橙色革命’與格魯吉亞‘玫瑰革命’等事件如出一轍?！?

外國政治影響有條不紊地隱藏在有身份的非政府組織和民間組織背后，這些組織的引領者常接受“自由之家”、IRI及NDI等組織的培訓，而所有上述機構的資金均部分或全部由NED，事實上就是美國國會贊助。

“阿拉伯之春”期間，這些“革命”最具迷惑性的一面就是所有國家的示威者均使用無黨派和有爭議的標志和標語。毫無疑問，“阿拉伯之春”的核心口號是“人民希望政權垮臺”，這意味著現政權難以控制和反對這種一致性。但從2010年底到現在，還有大量其他標語也已為世人所知：

2011年1月25日 “革命”的18小時中，數千埃及人有節奏地高呼的“離開”，成為“阿拉伯之春”期間最強勢的口號；

另一個不論在利比亞還是在敘利亞均被反對派齊聲高喊的口號是“人民希望推翻政府！”；

在敘利亞，為回應建議拿起武器的人們，“造反者”毫不猶豫地回答“和平，和平！”，以宣示他們對讓其有機會在街頭付諸實行的非暴力革命理念的忠誠；

在敘利亞登場的著名標語“不再要部落制度：我們是同一個大部落”，將市場營銷手段暗地引入政治，企圖將所有民眾集中到一個沒有絲毫意識形態色彩的民主計劃上；

其他經常出現在街頭的關鍵詞或表達還有“尊嚴”、“結束了” 及“該讓我們決定了”等，都具有支持聯合和易于發動民眾的特點。

非暴力行動作為推翻政府的一種技術，它替代了武裝反抗和傳統的城市沖突策略，后兩者常逐步升級為暴力并最終失敗。它以推動權力關系改變、顛倒國內力量對比為目的。特別是非暴力行動的關鍵目標是改變反政府人士的觀念，通過激起民眾行動的一致性使推翻現政府成為可能。同時，通過詆毀和嘲笑現政府，非暴力運動將成功抑制公民的恐懼心理。

但最具效率的口號豈不是“阿拉伯之春”這種簡單的表達？它超越了各國間的差異性和特殊性，所蘊含的一致性不僅適用于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還超越了國界。這個口號使民主成為一種政治前景，但不會引發任何關于政治前景的爭議，這正是華盛頓倡議并被美國基金會傳播的模式。我們認為，這些基金會的行動正是為杜絕出現另外一種政治思想表達，以防其演化成一種不能被美國接受的不穩定局勢。

憑借著無處不在的簡單標語，我們注意到相當一部分傳統的、更為政治性的和社群性的標語未出現在阿拉伯世界的街上。沒有圍繞泛阿拉伯主義、烏瑪（穆斯林最早的政教合一的政權）、反美主義（沒有美國國旗被燒）等進行大規模動員的標語，也沒有關于巴以沖突或抨擊西方帝國主義的標語。此外，所有民眾示威開始時，均有工會、行業性組織、特定群體（農民、窮人、無穩定職業者等）等民間請愿行動大量出現，但統一口號后，這些示威要求統統消失了。

獲公共基金資助的“私人”基金須具備兩大前提：

一是對社會政治學有內在深入的認識。這樣才能動搖政權，同時在當地培訓出一批社會精英階層，作為良治以及信息、溝通新技術的基礎。

二是指出一種超越任何分裂的統一政治前景。分裂妨礙所有國家對“一致”精神的追求。一開始反對派可能會有分裂，但民主活動分子將進行任何嘗試，將它們團結到清晰而簡明的目標上：短期目標是改變現有的政治秩序，推翻現政府；長期目標則是建立一個開放、和平、能順利融入經濟全球化的社會。

確切地說，NED是一個傳播簡單的講話、統一的口號的非政府組織，簡單地說就是“在全世界支持自由”。該口號讓兩種人相互認識：一是世界上所有曾遭受或仍在遭受高壓和反民主政權極度折磨的公民；二是（幾乎）所有相信并希望美國總統經常在演講中自詡的救世主姿態降臨（“美國就像山頂上的燈塔”）得以實現的美國政客。

2017年6月，李柱銘妄稱1997年之前香港有民主的果實，而民主之樹遠在英國 該圖為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官網視頻截圖

我們來看看1984年NED關于原則和目的的宣言：“民主意味著人民自決的權利。行使這一權利需要一個確保言論、宗教信仰、結社自由及自由、平等選舉的社會，該社會需要尊重個人和少數群體，需要保障媒體自由和法律的至高無上?！辫b于現實，我們難道還不能總結說NED宣稱要在全世界傳播民主，卻使美國介入他國內政，包括干擾了選舉進程？或者換句話說，NED不是正應驗了拉羅什?？频囊痪淅显挕獋紊剖切皭合蛎赖碌闹戮磫幔?

《阿拉伯“革命”隱藏的另一面》，中信出版社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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