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解讀《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條例》：讓孩子用好網絡是更好的保護

新華社10月24日電，國務院總理李強日前簽署國務院令，公布《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條例》(以下簡稱《條例》)，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

如今，未成年人的學習生活都離不開網絡，《條例》聚焦解決未成年人網絡保護領域的重點問題，是落實未成年人網絡保護工作的重要舉措。

新京報記者對話長期關注該領域的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研究員支振鋒教授，解讀《條例》的亮點，闡釋《條例》在未成年人網絡欺凌、網絡防沉迷等焦點問題上的新提法、新規定。

正在上網的未成年人。圖/IC PHOTO

網絡從“洪水猛獸”變為“必備素養”

新京報：《條例》屬于什么性質的法律規章？

支振鋒：《條例》屬于國務院為執行法律的規定而制定的行政法規，其效力位階低于憲法和法律，高于地方性法規、規章。2021年6月1日起施行的《未成年人保護法》增設了“網絡保護”一章，《條例》是落實該法及相關法律規定的重要舉措。

新京報：十年來，我國未成年人網絡環境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支振鋒：十年來，越來越多的未成年人成為互聯網的“原住民”。截至2023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達10.79億，未成年人網民規模突破1.91億。與此同時，未成年人面臨的網絡環境更加復雜。一方面，一些網絡平臺奉行“流量至上”的行為邏輯，利用算法技術引導用戶不斷增長網絡使用時間，導致缺乏自制力的未成年人沉迷于網絡游戲、“飯圈”、短視頻等；另一方面，網絡空間魚龍混雜、良莠不齊，充斥著大量不良和違法信息。

在這一過程中，我國對未成年人網絡保護領域加強重視，立法體系也在不斷完善，相繼制定或修訂了《網絡安全法》《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國家網信辦也出臺了《兒童個人信息網絡保護規定》。

新京報：《條例》的最大亮點是什么？

支振鋒：《條例》第二章對“網絡素養促進”的規定，值得一提。《條例》規定積極提供公益性上網服務的公共文化設施，體現了我們對待網絡的看法從“洪水猛獸”轉變為“必備素養”，呈現出更加積極的態度。讓孩子駕馭互聯網、用好互聯網，才是對未成年人更好的保護。

在關于未成年人網絡保護的法律政策討論中，有很多人主張嚴厲限制甚至禁止孩子們“觸網”。但即便制定了禁止性條款，就能實現我們最初的立法目標嗎？數字社會已至，網絡成為人類基本的生活空間。提高未成年人、家長、老師乃至全社會的數字素養，增強全民族駕馭互聯網和數字技術的能力才是根本，構建與孩子身心健康相適應的網上沖浪“免疫系統”應是未成年人網絡保護的大趨勢。

加強未成年人網絡保護，并不是將未成年人排斥在網絡空間之外，而是要運用辯證思維，在尊重《兒童權利公約》和《未成年人保護法》規定的“發展權”，遵循兒童利益最大化的原則上，提升未成年人的數字素養，把互聯網用起來、用好，祛除其弊，大興其利。關注未成年人的健康正向的價值觀培養，促使他們形成更加自制、自控的堅強品質，使他們能夠更好利用網絡空間來健康成長，而不是沉迷于網絡空間不能自拔。

創意漫畫。圖/IC PHOTO

新增條款干預“戒網癮”亂象

新京報：《條例》在預防和干預未成年人沉迷網絡上有哪些新提法？

支振鋒：《條例》非常重視網絡沉迷防治，并為此設立專章，但也規定“嚴禁任何組織和個人以虐待、脅迫等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方式干預未成年人沉迷網絡、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權益”，這是對某些“網癮治療”惡性事件的反思和回應。目前“網絡成癮”定義不確切，不應以此界定不當使用網絡對人身體健康和社會功能的損害，更不能以此非法強制未成年人戒除網癮。

新京報：對未成年人的網絡欺凌一直是社會公眾關注的焦點，《條例》在懲治網絡欺凌上有哪些突破？

支振鋒：《條例》明確禁止對未成年人實施網絡欺凌行為，要求網絡產品和服務提供者為預防、識別和處置網絡欺凌行為提供數字技術支持，尤其是為未成年人提供網絡欺凌信息防護選項。這條規定補充了《未成年人保護法》中的救濟手段，使未成年人能夠在最短時間內采取措施避免網絡欺凌事件造成更廣泛傳播，及時避免未成年人的個人隱私和信息在更大范圍內泄露。

新京報：《條例》第38條“網絡服務提供者通過未成年人私密信息發現未成年人可能遭受侵害的，應當立即采取必要措施保存有關記錄，并向公安機關報告。”讓人聯想到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制度，這一條款是否可以有效防止未成年人被“網絡性侵”等現象發生？

支振鋒：“網絡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相較于傳統形式的案件表現得更為隱蔽，且未成年人及監護人極有可能選擇沉默，導致相關案件無法及時得到處置，因此，強制報告制度成為改善類似情形的有效手段。此次《條例》第三十八條在《未成年人保護法》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了該制度，但實踐中該項制度的運行依然面臨困境。

落實該條規定的核心是違法犯罪行為的“發現”環節。《條例》要求平臺“建立健全網絡欺凌行為的預警預防、識別監測和處置機制”，“通過未成年人私密信息發現未成年人可能遭受侵害的”，都有利于促進平臺開發技術、完善機制，增大未成年人被侵害事件的發現概率。但考慮到憲法規定的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權，對于點對點的信息，平臺在監測上存在合法性障礙。網絡平臺有義務不斷迭代技術，實現對未成年人更好的保護。

重罰違法網絡平臺企業及主管人員

新京報：網絡平臺服務提供者在《條例》中被提及的頻次很高，原因是什么？

支振鋒：實踐證明，法律不是萬能藥。網絡平臺深刻改變了社會治理體系，網絡治理日益復雜，必須依靠技術治網，實現綜合治理。而且，網絡平臺以算法決策為基本手段，掌握了大量用戶網絡行為信息和數據，具有技術優勢，是網絡世界的重要主體。

互聯網技術更新周期短，網絡內容治理違法成本低、執法成本高，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部門都沒有足夠的人力和經費直接對互聯網進行監管。因此，包括我國在內的大部分政府采取了政府部門監管網絡平臺，網絡平臺對平臺上用戶發布的信息進行監管的監管模式。所以《條例》為網絡平臺服務提供者設置了大量的義務，根據提供服務類型的不同，將其細化為網絡產品和服務提供者、個人信息處理者、智能終端產品制造者和銷售者等主體，賦予其更具體的未成年人保護義務。

因為履行未成年人保護義務要付出高額成本，為了擴大用戶群體、攫取經濟利益，實踐中網絡平臺往往會惰于為未成年人用戶提供特殊保護。因此，《條例》在法律責任章也設置了不少針對平臺的嚴厲處罰。

新京報：你如何評價《條例》第六章“法律責任”部分，尤其是對網絡平臺服務提供者主體的處罰力度？

支振鋒：《條例》所規定的罰則大體上是比較適當的。

對于“未成年人用戶數量巨大或者對未成年人群體具有顯著影響的網絡平臺服務提供者”，如果違反《條例》相關規定，最高可能面臨沒收違法所得，并處5000萬元以下或者上一年度營業額百分之五以下的高額罰款。對于某些違反《條例》的行為，拒不改正或者情節嚴重的，可以責令暫停相關業務、停業整頓、關閉網站、吊銷相關業務許可證或者吊銷營業執照。

違反《條例》相關條款，還可能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進行處罰，并引入“競業限制”規定。《條例》規定，“受到關閉網站、吊銷相關業務許可證或者吊銷營業執照處罰的，5年內不得重新申請相關許可，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5年內不得從事同類網絡產品和服務業務。”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法學院研究生鄭開心對本次采訪亦有幫助）

新京報記者 劉思維

編輯校對 楊許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