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福田區上沙東村馬桶漏水維修(深圳廁所漏水維修)

前沿拓展：

文 | 世杰

上下沙因為疫情封控之后，朋友發給我一張上沙排隊3公里做核酸的圖，那天還是倒春寒風雨交加的日子，想起我也曾在這里住過一年多，在2020年初新冠疫情剛爆發的時候，被抑郁癥圍困在八樓的出租屋里，心里一下酸楚。

“三沙一水”（上沙、下沙、沙嘴和水圍）因為疫情再度成為焦點，但是在一個城中村研究者的眼中，它在深圳的傳奇遠不止于此。

2月22日，上沙3公里長的核酸隊伍。

01

一千個深圳人眼中有一千個上下沙

一千個深圳人眼中有一千個上下沙。

2006年以前， “三沙一水”號稱“深圳芭堤雅”。這個外號充滿了男性的淺薄，卻精準地描述出當時作為臨近口岸的城中村的全球化地理，一面是從內陸涌進的尋找出路甚至逃離故鄉的農村女性，一面是先發展地區憑著地勢差向下尋求寬慰的都市男性。

曾經在此處定居的科幻作家陳楸帆，在書中這樣描述：

沙嘴村與沙頭、沙尾、上沙、下沙等五個城中村形成巨大的混凝土密植森林，占據著福田區的核心地帶。村落名字經常令人產生幻覺，仿佛生活于一種名為“沙”的巨型生物體嘴部，雖已與頭部割裂分離，但仍保持活性。

也有人鐘情這里的“煙火氣”。因為跟她的故鄉一樣破，不會像那些高樓大廈一樣拒人于千里，讓人感到安心。

而我和女朋友的經歷恰恰相反。

2019年中，我們被小區的房東臨時退租，不得不趕快找房子。在參考了大數據租金統計之后，發現下沙就是福田租金洼地。

我們找到了一個沒有電梯的八樓，洼地里的洼地，能比低樓層再便宜兩百塊錢。搬家在匆忙的喘息中進行著，這可能是百分之九十九深圳人的共同記憶。

對下沙租房生活的美好想象，都在住進來第三天和舊貨店老板的吵架中徹底被打破了。女朋友回憶下沙居住的日子，也寫了一段，第一段就叫《打臉了》。

打臉了！

租在沒有電梯的八樓，剛買的二手洗衣機啟動不了，老板不得不爬八樓上來檢查。天氣炎熱，加劇了老板對排查問題的不耐煩程度。開始不斷碎碎念“你們這些女人就是這樣，什么事情都搞不定”。

加上前兩天各種往返八樓，和房東拉扯馬桶漏水問題，轉手不合適的窗式空調，被誤會成“二奶”等煩惱事，我對著舊貨店老板，心里咆哮了幾百遍的曹尼瑪脫口而出。獨自在還沒放家具的房子里感慨——說好的城中村是深圳的搖籃，夢想的孵化地呢？說好的自成一派的秩序呢？

我們在下沙租的八樓“無敵海景房”

02

圍頭人，房東們的往事

而我們的房東，“三沙一水”的原居民被稱為圍頭人，不少村落有六百多年的歷史，自宋朝已開始在這一帶定居。

——來源：中規院城PLUS

近現代以來，有幾個重大事件讓本地村落人口發生很大的改變。

一是清朝的禁海令。圍頭人作為新安縣（深圳的舊稱）沿海地區，在這個過程遭到了嚴重創傷。

二是僅僅二十多年后，禁海令撤銷政策倒轉，原本居住在山區的山民來到海邊的平地謀生（此時又誕生了很多開基祖），為搶奪資源和機會，圍頭土著和山區新移民掀起了多年的土客械斗。

三是1950年到改革開放之前的大逃港。逃港成功的人都成為了香港的廉價勞動力，對于香港經濟起飛，成為“亞洲四小龍”作出了巨大貢獻。

到了上世紀80年代，“三沙一水”的本地村民仍需為生活奔波。其中一種掙錢的方式，是到深圳河的對面“耕作”。他們借此機會盡可能“帶貨”，多是益力多、藥油、洗發水之類的生活用品，還有把衣服套在身上回來脫下來再賣的，大件的甚至有電視、冰箱等，非常搶手。”

以前的耕作證，近年已由卡片取代（來源：poyee.me）

憑著這個機會，本地人賺到了他們的第一筆存款，他們的家鄉也迎來600多年來所未有的變化。大量的外來人員溢出工廠區，也為本地村民帶來出租房屋和做生意的機會，傳統的瓦房被推倒改為二三層建筑，后來又推倒改為五六層，最后再推倒改為八九層，形成現在常見的農民房。村民的收入開始轉為收租為主，不用再過深圳河倒騰了。

到了九十年代。隨著“福田中心區”的規劃一步步從紙上變為現實，原有的“三來一補”企業紛紛撤離。“三沙一水”緊挨著福田中心區，又毗鄰口岸，方便港人港商登陸，加上當時深圳的管治力量仍然薄弱，紅燈區便“自然而然”落到此處。

布吉河與深圳河交匯處區域，1985年，何煌友

布吉河與深圳河交匯處區域，2018年，張燕方 賴雅君

2002年的一篇媒體報道稱：據一位在下沙村干了2年多的保安說，這些來上下沙玩樂的香港人，很多是卡車司機、出租車司機、建筑裝修工人等。“他們每月掙6千到1萬元港幣，在香港連中等都算不上，在深圳卻算是中上等的。繁華熱鬧的下沙就成了這些港人的‘樂園’。”

貌似“世外桃源”的下沙村，各種各樣的休閑會所、水都、按摩洗腳店、歌舞廳、酒吧、夜總會等消費場所密密麻麻。經過短暫的工業時代，這里飛快進入了第三產業。

03

移民社區，文化雞尾酒的城市實踐

“三沙一水”未直接規劃為福田中心區，如何處理城中村和CBD的關系，便是深圳規劃界最熱的話題。

這些村落的土地由于早年就被大量征收，如上沙村，在特區成立前，面積為6.67平方公里，現在只剩下0.38平方公里。各個村落對這些“最后的母雞”（村民語），是賣雞暴富（事實上現在很多村民已經是富翁），還是繼續下蛋代代相傳，也是他們糾結盤算之處。在這之外，還有深圳管理者的考量。

幾乎把深圳都規劃了一遍的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以下簡稱中規院）曾以下沙的研究，作為參加德國柏林AEDES當代建筑論壇的深圳五個案例研究之一。

研究認為下沙是城市中心的天然廉租社區，為中心區就業的新生移民與服務業者提供“相對條件逼仄但可落腳天然廉租產品——讓中心區畔的新移民生活成為可能。”其中有趣的是，研究者還觀察到下沙的廣場舞。

讓我們一起來懷念一下不用戴口罩之前的下沙廣場。

廣場舞的空間領域，由這個空間中的主導音樂（最大聲）決定。下沙廣場大約是深圳廣場舞音樂密度最高的公共空間。從國際金曲到內地神曲，從實驗電音到傳統民樂，不同的曲種代表了不同空間所屬的年紀與舞步。音樂貼著音樂，探戈挨著扇子舞，舞者隨性，觀者隨意，來去自由。

視頻制作：色點傳播

導演：郭奇 攝像師：羅威航 郭奇 攝影助理：邱嘉文

來源：中規院城PLUS

曹睿芝來自荷蘭MLA+, 是公司的中國副總監。在深圳出差的時間，她選擇了下沙村口的地鐵物業作為落腳公寓。熱愛并持續在學習現代舞的她，無縫融入到了下沙村中的廣場舞團體之中，并開始她每晚的廣場舞記錄。

設計總監的下沙廣場舞日記（1），來源：中規院城PLUS

設計總監的下沙廣場舞日記（2），來源：中規院城PLUS

研究中提出“文化雞尾酒”的概念，認為農村宗族社區畢竟已逐步轉化為多元移民社區。選擇在下沙居住的，絕不僅僅是藍領打工族。目前，城中村內的“白領”租客們從事的職業種類很多，包括IT技術人員，工程技術人員、設計人員、老師等等，還包括很多自由職業者。此外，還有不少小業主和自主創業都選擇在城中村度過最初的孵化期。

結論是我們沒有必要粗暴地進行全村范圍的拆除重建，而是需要外科手術似的精細化城市更新策略。

但是這個結論對“苦等”20多年舊改的本地人來說也許并不公平，尤其是過去大量被征收的土地過于廉價，某程度上，導致今天村民失去了掌握自己經濟主動權的機會。

事實上這些城中村那么擁擠，也與城市規劃忽略大量真實的新移民基本住房需求有關，我們都是被規劃一步一步逼到城中村來住的（中規院的研究數據顯示：自發搶建的下沙人口密度接近20萬／平方公里，而深圳中心區福田區則是1.5萬／平方公里。）現在要讓我們這些同樣努力在深圳生存/生活的人搬到更遠的地方去，甚至搬回已經殘破的家鄉，也不公平。

其實有業界已經多種不同的方案可以解決這個困境，需要管理者有更多聆聽的智慧和改革擔當。

SANS（三思）工作室就曾受政府部門委托，與都市實踐共同開展上沙區域的品牌重述，嘗試用社區營造的角度打造上沙城中村在市中心的新身份，避免大規模的拆除重建和人口擾動。

上沙區域品牌重述計劃 來源：SANS（三思）

經過多輪的觀察、調研、訪談，他們提出一套涉及共同提升地方營造、鄰里品牌、城市多樣性和生活品質的計劃。試圖鼓勵城市化后的上沙第二代原村民和生活在上沙的年輕一代成為上沙未來的監護人，并發展上沙居民強烈的地方意識以促進社區歸屬感、重述上沙品牌。

上沙區域品牌重述計劃的實踐路徑 來源：SANS（三思）

這個計劃依托于本地和新移民第二代年輕人對社區的強烈愿望，可惜他們似乎未能如愿。

一位水圍的本地年輕人也曾對我表示，他的孩子已經不會講圍頭話了，甚至不會講粵語，圍頭話可能會在未來50年消失。

其實就算我這樣的客家新移民，對于400公里外的故鄉故人且尚有念想，出路往往取決于你希望的強度。

作者

世杰，城中村研究者

參考資料：

[1]《中心區變形記》第一章《中心區未定義》，深圳市城市設計促進中心著，深圳報業集團出版社

[2]《深圳下沙村：“二奶村”每年2萬人次看性病》（瞧瞧當年的新聞標題），http://news.sina.com.cn/s/20020808/1035664400.html

[3]《上沙黃氏族譜》

[4]上沙計劃@2017 UABB

https://mp.weixin.qq.com/s/53IYSVp0d3O7v_apXCL5DQ

[5]維基百科

部分圖片來自于網絡

拓展知識：